专访毕飞宇：“话剧改编后小说也会变得奢侈”

　　从《上海往事》《青衣》到《哺乳期的女人》《推拿》，根据毕飞宇小说作品改编的影视剧不在少数，其中《青衣》和《推拿》还有了各自的舞剧和话剧版本。谈及文学作品的跨界改编，毕飞宇称自己的作品不怕改，会给予编剧和导演极大的艺术发挥空间，“我对改编永远有自豪感，一个人的精神可以影响别人，原著就像踢了别人一脚，成为别人动起来的动因。至于我这脚踢出去会怎样，我不用去管。编剧从中提取什么、舍弃什么我都不去干涉，像不像我一点都不重要。所以我对改编的原则是事先沟通，沟通完撒手。就像爸爸和女儿，女儿出嫁后，爸爸不能去干涉女儿的生活。而且对艺术家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尊重和自由。我小说的价值就在于辅助别人思考，这是我作为小说家的幸福。”
 

　　尽管自己的作品经常受到改编者的关注和垂爱，但毕飞宇坦言，自己不会亲自操刀，“年轻的时候，就有人请我做编剧，但我那时候就很清醒地认识到，与其在编剧这条路上浪费时间，不如花时间继续写我的小说，因为我认为我在写小说这条路上肯定会走得更远。”在毕飞宇看来，小说和舞台及影视的表现方式极不相同。“小说靠语言，比如我写天上的云朵如何翻滚能写好几页，这让我亢奋，但对舞台而言，这样的描写却没有用。虽然版权费不及编剧费，但做任何事都要找行家去做。改编一定有一部分是超出你的作品的，就像炒股，不赔是不可能的。所以作为原作者，要认可改编好的地方，也必须接受不好的。话剧中人物的生动性是小说所无法达到的，而我最热爱的也是话剧改编，话剧改编后小说也会变得奢侈。”
 

《男人还剩下什么》

　　编剧和璐璐此次选择改编的是毕飞宇写于1991年的一篇短篇小说《男人还剩下什么》。小说原作讲述的是精神洁癖的妻子无意中看见丈夫和初恋情人的拥抱，一怒之下而离婚，夫妻俩不断在女儿面前诋毁对方，甚至将女儿变成互相伤害的武器。在原小说中，毕飞宇写道：“我知道自己和大部分中国男人一样，即使在表达父爱的时候，也是缺乏想象力的。我们在表达恨的时候是天才，而到了爱面前我们就如此平庸。”此次改编，和璐璐在原作的基础上“大刀阔斧”，将一代人的故事变为两代人的故事，用喜剧呈现悲剧的内核。“最初吸引我的还是小说的名字，男人还剩下什么？我认为这个问题在当下也具有话题性。但原作的内容搬上舞台只有10分钟的容量，所以我反复跟毕老师确认我是否能改编，毕老师非常支持，这让我们的合作非常顺利。”和璐璐说。
 

　　看过《男人还剩下什么》的改编和排练，毕飞宇表示，“小说的精神元素都在，但更多的是编剧的原创。改编超出我的预料。”毕飞宇说，自己写这部小说时很年轻，但他明白短篇上舞台也就是一个小品的体量，不能支撑起一台戏。“小说写的是我们这代人，但在话剧中我们这代人只是影子，编剧把它挂到墙上去了。经过改编后呈现的是我们的下一代人的情感。由一代人的故事变成两代人的故事，我没有见过这样的改编，我是吃惊的更是喜爱的。”毕飞宇谈到，小说的写作更多是隐喻，而话剧最大的特点在于两个时空，把隐喻落地。作为观众，与其关注小说或是话剧，不如去关注两代人的情感式。“过去三四十年中国的变化非常大，虽然物理世界的变化大，但精神层面上和婚姻诉求中我们是否也发生了改变，这部戏里所提出的是个多维度的空间问题。”
 

摄影|王晓溪

　　写小说《男人还剩下什么》时，毕飞宇27岁，“那时，我觉得自己特别才华横溢，但那是在我骂人的时候；而当我想赞美别人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没那么有才华。逐渐地我又发现，这不仅仅是我的问题，而是我们这代人的问题，所以我写下了这句‘在恨面前，我们都是天才；在爱的面前，我们却很平庸’。后来我就开始改变自己，尝试着去夸赞别人。”毕飞宇说自己喜欢看世界杯和美国职业篮球联赛，除了比赛本身，他更喜欢运动员在赛前把最大的自信留给自己，赛后则把最大的赞美送给别人的那种状态。“这是我所渴望的好的生活。我儿子小的时候，我带他去踢球，我跟他说当你的对手赢得比赛时，你要走上前去，说：‘祝贺你！’我儿子问我，你做得到吗？我说：‘正因为我从来没做到过，我才这样要求你。我是到现在这个年纪才做到的。’”
 

　　毕飞宇坦言，话剧版《男人还剩下什么》虽然不是极致的大悲大喜，但看起来特别轻松，喜感十足，但又有着一个悲剧的内核。“也许这个戏的不同就在于它的外在和内在是不配套、不和谐的，这种反差构成了这个戏的美学特征。这让我想起了京剧《苏三起解》，用高度喜剧的方式呈现了一出大悲剧。这正是我喜欢的方式。”他说，该剧首演时，自己会来看，“但是你们不要让我讲话，因为一个小说家看到自己小说里的人物有血有肉地跟你在同一空间呼吸，那种感觉可能会让我很幸福，那种激动兴奋不亚于新婚，我怕我上台的时候会忍不住要流眼泪，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8年7月6日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