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文艺报》的前辈与挚友雷达先生
2018-04-02 16:00:34 来源：文艺报 人气：2735
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先生于3月31日下午3时在京病逝，享年75岁。
雷达，原名雷达学。1943年出生于甘肃天水。1965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国摄影》、新华通讯社编辑，《文艺报》编辑组长，《中国作家》副主编，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研究员。他从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论文集《小说艺术探胜》《蜕变与新潮》《文学的青春》《民族灵魂的重铸》《传统的创化》《文学活着》《思潮与文体》等八部，散文集《缩略时代》《雷达散文》等。独立主编或共同主编大型图书《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现代中国文学精品文库》《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等。多部论著和论文《灵性激活历史》《为什么需要和需要什么》《思潮与文体》等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中国当代文学优秀科研奖，《上海文学》《北京文学》《钟山》《作家》《昆仑》文学奖，《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雷达是一位贯穿新时期文学四十年的当代重要批评家，也是一个敢于直面创作症候、善于辨析审美变化的观察者。对文学界来说，“雷达”一直是勇猛而不老的标志。在长达40年的文学批评工作中，他始终保持着敏锐而精准的判断力，活跃在文学现场。李敬泽先生认为雷达“从来不曾失去敏锐的现实感，从来不曾失去与时代、与生活、与当下的文学写作对话的能力，他从来是勇猛精进的，他是不老的猛兽，立高冈之上，尽览风行草偃。当他为他之所是申辩时，机敏周详，令人折服，当他向着他之所非而争辩时，他是谨慎的，又是严正的。”“雷达成为了对二三十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清晰的、可以明确辨认的影响的批评家，他有力地参与了文学对这个时代的认识和回应，有力地参与塑造了这个时代的文学观念和创作风貌，由此，他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批评传统的强大活力。”
雷达先生早年曾在《文艺报》工作，离开《文艺报》后，亦是联系不断，在《文艺报》上经常可以见到雷达先生活跃的身影。《文艺报》是雷达先生观察并发出声音的一块重要的文学阵地，而雷达先生则是文艺报多年来最忠实的作者、读者和老朋友。
近两年来，雷达先生在《文艺报》开辟专栏，以“雷达观潮”之名，及时点评当下创作，从宏观思潮到作品细部，都留下了他贴近的、深切的思考，为当代文学留下了宝贵的现场记录。雷达先生十分看重这个专栏，今年1月份，“雷达观潮”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出版，收录了作者对“长篇创作中的非审美化”、“代际划分的误区”、“乡土中国与城乡中国”等前沿问题的思考，并精选了作者对汪曾祺、莫言、张炜、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刘震云等作家的作品评论，以及他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现实主义冲击波”等问题和现象的宏观评述。这部沉甸甸的作品以理性的激情和灵动的感悟解读当代文学、解读当代思潮，堪称“一份当代中国文学四十年的精神档案”。于雷达先生而言，“雷达观潮”正是他对自己的高度概括——终其一生，雷达都致力于做当代文学现场的一枚“雷达”，以他的才华、热情、勤奋与专业精神，为着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留下不可替代的精神财富。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我们找到《文艺报》曾经刊发过的雷达先生的访谈、他在“雷达观潮”专栏的文章，以及《雷达观潮》的创作谈，旧文重读，以此纪念雷达先生。
雷达：天真又较真的批评家
刘 颋
采访雷达，是在报社附近的咖啡厅里。刚入座，他便迫不及待地与我们分享自己最近读到的几本好书，眼前的他卸去了文学家的尖锐犀利，似一个充满智慧而又文雅耐心的老者，将自己的人生记忆与文学感悟向我们娓娓道来。与书本、媒体上常常出现的那个一本正经、逻辑缜密的批判者不同，年过甲子的雷达其实更像一个天真的孩子，他既有孩童式的天真，也有孩童式的较真——而这，也许就是他数十载笔耕不辍的原因之一吧。早听闻雷达爱好不少，喜欢打乒乓、打游戏、收藏、游泳等等，曾和高洪波下象棋下了整整一夜，从傍晚7点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东方发白……
这个下午，我们从3点一直聊到8点才尽兴而归，其间我们聊文学、聊创作、聊评论，也聊网络、聊游戏，不管是什么话题，雷达似乎都有很多话要说。
“ 一 刹 那 决 定 命 运 ”
1965年大学毕业后，雷达先后在中国摄影学会、《摄影杂志》、新华社摄影部、《文艺报》、中国作协创研部等单位工作过。回忆起往日的岁月，雷达对许多细节记忆犹新。不过，他坦言，在众多的工作单位中，《文艺报》是他文学创作的起步，更培养了他日后的文学思想。
记者：您是资深的文学评论家，当一名评论家是您一开始的志向吗？
雷达：我1965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文联。当时文联最难分配工作的是摄影学会，很多人借口说眼睛高度近视、不懂摄影，或说自己是研究《诗经》《楚辞》的，躲了过去。我来了人事干部很高兴，说：“组织上决定让你去摄影学会。”那时“一切服从组织分配”，不服从是不行的。我来自西北，刚到北京几小时，一个腼腆的傻小子，不敢说话，稍作抵抗就缴械了，让我去我就去吧。我的命运两分钟就定了。
当天晚上我住在文联地下室，一个水暖工帮我支了个木头床，我就这样度过了第一个北京之夜。第二天，摄影学会管人事的老齐把我从王府井大街的文联大楼带到就近的无量大人胡同的摄影学会，那年我22岁。后来他们让我去《中国摄影》杂志，看看读者来稿什么的，我在这里待到“文革”爆发。
我的工作开始就是搞摄影展览，挂镜框、送片子、取片子，搬运什么的。混得好一点之后，他开始我负责搞摄影展览，挂镜框、送片子、取片子，搬运什么的。混得好一点之后，他们让我去了《中国摄影》杂志，看看读者来稿什么的。我在这里呆到“文革”爆发。1969年冬随文联各协会一起下到了五七干校。从沙城的黑土洼再到静海的团泊洼，劳动了3年多，然后调到新华社摄影部，具体工作实际上还是《中国摄影》杂志的那一套，只是归新华社领导，上班地点变了。
我爱人当时是东郊农村的赤脚医生，婚后我们一直住在乡下她家。人们都说我有“房产”，不需要房子，直到1988年作协才分给我房子，之前一直住在麦子店附近。我岳父是那一带沼泽地的菜农、渔民。我当时骑着自行车去《文艺报》上班。唐达成刚来北京的时候，无着无落，就是我介绍他在东郊租房子暂住的，一个月才十几块钱，我们每天一起骑着车上下班。
我从1973年到1978年在新华社工作。当时摄影家协会的同事经常笑话我，说我的照相机镜头都长霉了，胶卷都过期了，也不出去照相。我当时说摄影最多算是个选择的艺术，没有太大虚构的空间，所以摄影学会的人把我当成另类。
1978年《文艺报》复刊，我就想调到《文艺报》。我在大学期间，曾经在地方报纸上发表过一些文章，但自己手头没有了，就给我在老家的朋友写信，让他到当地的图书馆去找，找我发表在报上的一些散文随笔。那时候不能复印，我朋友就干脆把报纸偷偷撕下来寄给了我。我就把这些资料作为附件，写了一份请求调动的信给《文艺报》。当时谢永旺是总编室主任，阎纲是资深编辑，作协领导是张光年和冯牧等人。据吴桂凤多年后说，当时光年看了我的东西，评价说“水平中上，可以调入”。一个礼拜就下调令了，这次又是一刹那决定命运。
俗话说，再好的千里马，得叫一声才行，你不叫怎么能有人知道呢？我的调令下来后，摄影学会一改之前对我的冷淡，坚持不让我走，我说不走不行，摄影我也不懂，后来他们拗不过我，就放我了。
记者：很想知道您走上文学评论道路的起点和历程是怎样的。
雷达：我来到《文艺报》后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王蒙的，叫《春光唱彻方无憾——访王蒙》，是个既像评论又像专访的文章，这也是我自己写的第一篇评论文章。那时候王蒙还在新疆，偶回京，没有完全平反，但已是呼之欲出了。我是借他从新疆回北京的机会采访的，在他的妹妹王洒的家里找到了他。
1978年前后是平反高潮，其实具体平反都是我们自己发起的，能想起什么作品就平反什么。《文艺报》联手《文学评论》连续开了两次大会，就是为文艺界的大量作品平反，那就是著名的新侨饭店会议和和平宾馆会议。
当时《文艺报》在文坛上的影响很大，没有更大影响的专业媒体，能在《文艺报》发表东西那是很了不得的事情。我大学时的一位老师，“文革”时不慎参加过写作班子，后来重病缠身，精神几近崩溃。有一天他颤颤巍巍地专门到报社找我，问我能不能约他在《文艺报》上发一篇文章。我问他您都看过些什么，他说什么都没看了，没几年他就去世了。我一直觉得很愧疚，最终也没有帮他发表一篇文章。
我当时在文学评论组，负责人是刘锡诚。我刚来的时候负责看读者来稿，其中有一篇比较周立波和柳青的，叫做《挺拔的白杨和秀丽的楠竹》，作者宋遂良，复旦大学毕业，在山东济宁一中当老师。他来信说之前多次给《文艺报》投稿，有一次都要发表了，但他们单位的政工干预，最后没有发表。他说这是自己最后一次投稿了，如果编辑们还是觉得不行就洗手不干了。这封信深深打动了我，我就推荐给了阎纲、刘锡诚。阎纲在稿签上写道：谈风格难，要把风格谈好更难，这篇文章谈得不错。于是文章就这样通过了。宋遂良一跃成了山东的文化名人和一线评论家，在文坛活跃了很多年。
我后来持续在《文艺报》写评论，1982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评论集，是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小说艺术探胜》，序言是请孔罗荪写的。当时我还给王蒙寄了一本，我记得有一次去中影公司看参考片，离得很远就看到王蒙冲我挥手，我赶紧跑过去，他说：“你的书我收到了，写得很好。咱们过去都不敢想，谁敢想出书啊，发表一篇文章就不得了了。你看现在，连你这么年轻的都能出书了。”
我在中国作协的工作时间最长，文学思想有不少来自于《文艺报》。《文艺报》的思想体系是混合的，它与马列文论关系密切，与《讲话》关系密切，与解放区文艺也有重要联系，它直接导演了“十七年文学”，又对新时期文学起到了重要作用。它的主要人物，周扬、茅盾、张光年都是重要的思想代表，当然也包括冯雪峰、丁玲、邵荃麟、冯牧、侯金镜。国统区的文艺家也来过一些，比如萧乾、孔罗荪，但不占主要位置。事实上，《文艺报》的思想体系，就是当代中国文学在很长一个历史阶段的思想体系。它曾经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灵魂刊物。
在 评 论 的 路 途 上
雷达原名雷达学，雷达是他步入文坛后的笔名。很多年来，他的确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前沿的雷达，搜索扫描着当代文学的新变、新趋势，发现着当代文学的新人、新现象。如今我们都已熟悉作为评论家的雷达嗅觉敏锐，时常语出惊人，不过，当我们得知当年关于“伤痕文学”、“新写实”、“现实主义冲击波”等现象的讨论，他都曾在第一时间参与其中，甚至引领风潮时，还是不由得感慨，这个文坛的“雷达”，有着一双超凡的鹰眼。
记者：之前您所说的早期写评论的方法是从阅读出发，去发现问题，然后尽可能地自己回答问题，形成文章的说服力。现在很少有人这么做了。
雷达：这个方法其实很好，但是需要阅读量。我写过一篇《静默的厚土与骚动的海水》，就是从阅读引出的，比较了西北作家和东南沿海作家的风格差异。做评论是很辛苦的，我看书比较慢，看的工夫不亚于写的工夫。现在的许多作品都缺乏经典背景。我十分喜欢19世纪的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隔段时间重温一下，真有灵魂被净化的清新之感。我个人还是认为现实主义的文学更有强大的生命力，当然是发展了的、与现代主义激荡的现实主义。我们需要好好继承和转化从巴尔扎克到卡夫卡，从陀斯妥耶夫斯基到别尔嘉耶夫的文学和思想遗产。
记者：为什么说现在缺乏经典背景？
雷达：说到底，现在作者读经典作品太少了，没时间，顾不上，大家只关心最新的、最时尚的而且能有收成的东西，意识不到文学精神自有它伟大的传统，于是出现了与外国文学传统、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某种“断裂”。
记者：您这些年在文学圈摸爬滚打，最得意的事有哪些？
雷达：不是得意不得意，而是印象深刻的事儿。当时在平反高潮的时候，文艺界在平反老作品的同时，还要推出一大批伤痕文学的新作品，包括《班主任》《伤痕》《神圣的使命》《顶凌下种》等等。当时《文艺报》在和平宾馆开了个会，把报道任务交给了阎纲和我，阎纲让我先写，我把自己关在家里写了两天，写了九千字，阎刚看改后，给它命名叫《短篇小说的新气象、新突破》，此报道影响甚大，到现在也是高校中文系谈文学史必须看的文章。
我是1985年前后离开《文艺报》的。当时《文艺报》从杂志改成报纸了。之后现代派来了，社里派我和吉敬东也就是晓蓉报道。我们一起整理发言，做了很多卡片，分成了几个问题，分两次集中在《文艺报》上报道了关于现代派的观念、争论及借鉴问题，推动了关于现代派讨论的热潮。
记者：那个年代您的文章非常多，而且影响大，当时您怎么有那么多精力和热情写东西？
雷达：那时候文学思潮与社会思潮联系得很紧密，每一部新作出来我都很激动，有很多作品都是我第一个写评论的。比如何士光的《乡场上》，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韩少功的《飞过蓝天》《风吹唢呐声》，古华的《芙蓉镇》《爬满青藤的木屋》，叶文玲的《心香》，邓友梅的《那五》，张炜的《秋天的愤怒》，莫言的《红高粱》，都是我第一个评的。近年还有董立勃的《白豆》。伤痕文学时期我有一篇评论叫《人民的心声》，发表在刚复刊的《延河》上，最早评论了莫伸的《人民的心声》和刘心武的《班主任》。这只是临时想到的，要精确统计，得回家查资料。
记者：那您当时应该有很大的阅读量吧？
雷达：是的，有点不知疲倦。当时很亢奋，文学也很亢奋，被压抑了太久，一下子爆发出来了。那时候评论部每个人都要读大量作品，每周四的下午评论组内部讨论文学形势。
记者：请您谈谈在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和《中国作家》工作期间的情况。
雷达：我从《文艺报》调到中国作协创研部，后来又在《中国作家》做副主编。这期间有些经历不妨回顾一下。
1987年我在《文学评论》发表了《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十年文学论纲》，提出了“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才是新时期文学的主潮，编者按称为“一家之言”。我认为我的这个归纳也许更贴近创作实践，更有战略眼光，现在我还这么认为。
还有一个是关于“新写实”的。早在王干他们召开“新写实”会议的前一年，我在1988年3月26日的《文艺报》上发表了《探究生存本相，展示原色魄力——近期小说的审美意识剧变》，其中谈到了从主观向客观的过渡、正视“恶”、视点下沉等观点，我当时把它叫做“新现实主义”，认为它是现实主义的回归，却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回归。这篇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的李辉给我打电话，说：“你的这篇文章是第一个指出近期文学审美意识转变的，之前没有人这么说过。”现在高校的教材，大多认为“新写实”是从“新写实小说大联展”这个会议才开始的，不是哪个人发现的云云，只有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承认，这个概念最早提出与《文艺报》的一篇文章有关，在注解里标出了我的文章的题目。我觉得它很重要，从天空回到了地面、从主观回到了客观，更加尊重描写对象了。不再是一般意义的回归，而是受到存在主义、先锋文学的洗礼后，并非简单的一种零度的叙事风格，而且还开始正视恶的历史作用等等。
另外，1996年8月，我在《文学报》上发表了《现实主义冲击波及其局限》，最早提出了“现实主义冲击波”这个概念，并指出其局限性。
还有一个是“新世纪文学”，我在《文艺争鸣》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把中国文学分成了“五四”启蒙文学、30年代以来到十七年的阶级斗争文学、80年代的计划经济文学，再到90年代至今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新世纪文学等几个阶段。我认为新世纪文学与前面完全不同，主张提出“新世纪文学”这个新的概念。还有就是关于文学原创力的匮乏、焦虑以及拯救问题，革命历史小说中的“灵性激活历史”现象，也就是作家主体如何唤醒历史的问题。这些都是我比较早提出独立看法的问题。
关 于 批 评 家 的 主 体 性
当问起有关文学批评的意见时，雷达闭口不谈任何“主义”，与一些理论先行的评论模式相比，雷达更看重批评家的主体性。他认为，只有真正热爱生活、发自内心为文学痴狂的人，才能真正理解文学，也只有这样的文学批评，才能让人变得更美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记者：可不可以谈谈您的批评观？
雷达：我想，批评首先是一种文化存在，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批评通过对作品、现象、思潮和文学史的文化内涵的阐释，揭示其意义、价值和趋向，引导人们的审美精神走向。文学批评是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的积极的建构性力量，批评不仅能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而且完全可以脱开文艺的范围，有助于全社会健康的精神生态的形成。文艺创作中的价值观与文艺理论批评中的价值观，还有现实生活中人们的价值行为之间，实际上构成了一种互动的关系。人们往往通过批评，发现杰出作品的价值，指出某种潜在的精神危机，从而在潜移默化中提高我们民族的文明程度。一个健全的、充满活力的社会总是以宽广的胸怀包容批评，并且努力培育健康有力的批评精神。批评只有对人们关注的事物产生影响和发生作用时，人们才会尊重批评。批评的价值也正是在这样的发现和尊重中显现出来的。
记者：作为批评界的前辈，您对现在的批评家有什么建议吗？
雷达：我觉得批评家也好，作家也好，重要的是要热爱生活、热爱人，做一个真诚的人。要真正的热爱文学，而不要因为其他的因素影响自己对于文学的感情。文学应该是人的灵魂、情感、理想、渴望的乐章，而现在文学的目的不太纯粹了，有的人对为什么从事文学都很茫然。我觉得还是应该回到根本上去，我们为什么热爱文学、从事文学？我觉得是一切为了人，为了让人变得更美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为了美好的理想永远留驻在我们心间。不管是评论还是创作，这是共同的目的。我很欣赏那些为文学痴迷、为文学发狂的人，我觉得他们很可爱。
记者：有自己主体性的批评家是值得尊敬的。
雷达：是的。人是一种不但能感觉自身的存在，还能够反思自身存在的存在，那就必须在物化世界之上，构建一个意义的世界、精神的世界、主体性的世界。现在批评的问题在于很难构建起这个世界。现在思想价值多元、审美意识多元，对同一现象有不同评价是正常的。但是，何为真善美？何为假恶丑？何为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先进文化？何为人类的普世价值？这应该有个基本的标准，尽管这个标准也是随时代发展而变动的。有了它，才不致于美丑莫辨、善恶不分、是非不明、混沌一片。
记者：可否谈谈当今文学批评存在的主要问题？您有什么建议？
雷达：现在好像一提文学批评就像出了多么大的乱子，一团糟似的，其实不是这样，文学批评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情况是一样的，并非创作无比繁荣，批评无比萎缩。从总体上看来，文学批评基本还是思维活跃、成果丰硕的，人才也源源不断，学术空间和理论视野也在不断地扩大着。所以，不加分析地把批评现状描绘得一片黯然，并不符合实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文学批评不存在相当突出的问题。
记者：最突出的问题有哪些？
雷达：首先在于精神价值判断力的缺失和审美判断力的软弱。大多数文章停留在梳理、归纳、复述现象表面上，对时代审美走向提不出切中要害的问题，更谈不上富有独创性的研究。当前批评存在着与批评对象脱节的现象。当前批评的另一问题是精神资源不足，致使批评标准出现迷乱，其根本问题在于没有能够足以解析当前文学现象的思想能力和审美判断力。而这两种能力，与批评理论资源和精神资源的厚薄是有直接关系的。批评的失血、贫乏、缺乏判断力，根子还在于它不能与各种丰厚的思想资源保持联系，没有整合和创造性的转化能力。面对当今陌生而复杂的文化和文学现状，如果还是按照原有的标尺、方法、语汇去评价，就会变得束手无策、捉襟见肘了。第三，在高校教学和研究中有一个重大问题是选题的重复率太高、雷同性太强，一些当红作家的资源有限，他们及其作品都已经被过度阐释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代文学的研究已经过剩了。我认为，应该转而研究大量新的现象、类型和问题，研究最鲜活的东西，包括网络文学。
记者：您怎么看待人情评论、圈子评论等等现象？
雷达：人情批评、圈子批评、媚评、酷评、空头批评、好话主义，它们与真正的文学精神无缘，批评掺杂了太多的功利目的，读者早就厌弃了，它们正污染着文学的清白形象。究其原因，不外乎是批评家的私心所至。健康有力的文学批评就要祛除这种私心的干扰，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说话”，直接面对作品，斩断作品与它后面种种非文学因素的利益联系，这样的文学批评才能理直气壮、明辨是非，才能无羁绊地深入到作品的内部，探究它的奥秘和内在的文学价值。鲁迅曾经很痛心地说过，文学上的“捧”和“骂”都是别有用心的。这真不知扼杀了多少文学人才，至少使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多走了不少弯路。
记者：恕我冒昧，交谈中总觉得您的个性很像孩子，既有孩子的天真，又有孩子的较真。像儿童一样不计其余，没有太多世故和圆滑，这对于搞批评的人来说是不是很重要？
雷达：我是有些固执的。我有什么就会直说。但是我转移得也比较快，很少有什么事能真正让我生气到底，过一会就忘了。有的问题在我头脑中反复出现三次以上时，我就告诉自己你不能再想这事了，就两个字：放下。现在需要放下的东西太多了。
记者：您在文学批评界纵横几十年，对于作品，您总会直言不讳地说出它的缺点和毛病，但是您好像没有跟哪个作家反目成仇过。
雷达：我掩饰不住自己的观点，想绕弯子也绕不过去，还是得罪人，不过好像确实没有“仇人”级的。
从 食 客 到 厨 师
大部分食客都只会品尝现成的美味，却从不关心它们是怎么做出来的。这样的食客永远只能是一名纯粹的顾客，无法想象他能亲自烹饪出一桌像样的美食。批评家和作家这两个身份对于雷达来说，就像是食客与厨师，同样充满诱惑——他既想细品大餐的滋味，又想亲身体验大餐的制作过程。
记者：有些人喜欢您的散文，但认为您写得太少，您自己知道吗？
雷达：知道。我生性比较懒，又容易见异思迁，所以写得少。但我同时认为，散文不是想写多就能多的，它不可能像水龙头，一拧就来。有人宣称每天都要写2000字的散文，我表示怀疑。在某种意义上，散文与诗在审美上有一致性，可遇而不可求。
记者：我们比较好奇的是，您是如何平衡批评家的理性思维和文学创作的感性思维之间的关系的？
雷达：这完全是两种思维方式。如何找到一个最恰当的话语方式，如何使语言变得有趣，如何梳理层层变化，这比“写什么”更重要。在创作过程中文学批评的原则我都忘光了。比如，过去我写过一篇散文《辨赝》，发表在《上海文学》，很多人看了发笑，其实是很真实的事儿。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很认真地琢磨了那个过程。还有我以前写过一篇散文叫《王府大街64号》，是写“文革”狂飚中文联大楼的人与事，包括田汉的下跪。我写道，那个揭发田汉的人的眼神就像刀子一样，写他的整个发言和肃穆的会场气氛，完全回到了当时的场景。最后“咚”的一声，田汉跪下了，我觉得田汉跪下就像一座山倒下一样，把当时那个气氛都写出来了。后来我一直在回忆一个问题，那时候我自己有没有喊口号？现在确实想不起来了，喊了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过，在“文革”中，我从来没有动过别人一根手指头，别人却揭发过我。
记者：您认为什么样的散文才是好散文？
雷达：我对散文也有自设的标准，那就是看它是否来自运动着的现实，包含着多少生命的活性元素，那思维的浪花是否采撷于湍急的时间之流，是否实践了主体毛茸茸的鲜活感受。有些作家名重一时，甚至被尊为散文泰斗，其写作方式似乎是：写喝茶就搜罗关于茶的一切传说轶闻，写喝酒就陈述酒的历史和趣闻，然后加上一些自己的感受，知识可谓渊博，用语可谓典雅——不知为什么，对这种考究的文章我始终提不起兴趣，甚至怀疑它可在书斋中批量生产。对另一类矫饰、甜腻、充满夸张的热情的“抒情散文”我也兴趣不大，它们的特征是语言工巧、绮丽，但文藻背后的“情”却往往苍白无力、似曾相识，是已有审美经验和同义反复。它们没有属于自己独有的直觉和体悟，因而也无创造性可言。我真正喜爱的，是泼辣、鲜活的感受，是刚健清新的创造性生命的自然流淌，是决不重复的电光一闪。这当然只有丰富饱满的主体才可能生发得出来。
记者：在创作中，是否只有感性决定一切？
雷达：不，绝对不。任何创作都不完全是感性的，只有盲目的热情是绝对不够的，只有灵感也是不够的，真正深刻的作品，都需要理性来参与。没有理性参与的作品，往往比较肤浅。散文的魅力说到底，乃是一种人格魅力的呈现。主体的境界决定着散文的境界。蒙田曾经说过：“我要人们在这里看见我的平凡、淳朴和天然的生活，无拘束亦无造作，因为我所描画的就是我自己。”
《雷达观潮》
人老了，思想要有锋芒
我不喜欢雷达这个名字。我是个喜欢耽溺于审美的人，“雷达”给人一种工具化或科技化的，甚至窥探什么的感觉。但是，这由不得我。1943年我出生时，天水新阳镇王家庄雷家巷道里，已经有了雷嗜学、雷愿学、雷进学、雷勤学等一大群人出世，全是“学”字辈，雷字和学字都是固定的，只能动一动中间那个字。于是，母亲采用了我父亲给我起的小名“达僧”中的达字，就有了大名“雷达学”的我。 小镇人哪懂得雷达为何物，到上高中时，忽然有一天大家都开始叫我雷达了，因为他们知道了雷达是什么器物。1978年进入《文艺报》，同事都说干脆叫雷达吧，那个学字有点儿累赘。我听从老大哥们的建议，于今已四十年矣。我曾试图反抗，企图改为默雷，还想着改为春风啊，秋雨啊，夏月啊，冬雷啊。一位相熟的老作家说：你拉倒吧，现在人们知道你已属不易，你一改得从头开始喽。噢，是吗。2014年，《文艺报》邀我开个专栏，我脱口而出说，就叫“雷达观潮”吧。看来似乎我又是认可这个名字的。
这本《雷达观潮》是以我近年来在《文艺报》开设的“雷达观潮”专栏文章为主体的。我力求做到，人虽然老了，思想尽量不老化，甚至要有锋芒；要求自己决不炒冷饭、说套话，要使这些文章密切结合创作实际，提出一些真问题、新问题；诸如现在书中的，“长篇创作中的非审美化表现”“代际划分的误区”“文体与思潮的错位”“乡土中国与城乡中国”“文学与新闻的纠缠与开解”“‘非虚构’的兴起”“今天的阅读遇到了什么”“文学批评的‘过剩’与不足”等等，思想还算活跃，也不失一定的敏锐，有一定的启发性。这自然算不得什么，但在当前“缺少问题”的语境下，能做到这个程度，对我来说，也不容易啊。
这本书还选择了一批典型的作家作品评论以实证之，从汪曾祺、高晓声，到王蒙、铁凝、莫言、张炜，再到张贤亮、浩然，再到“陕西三大家”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再到刘震云、雪漠等，试图通过他们的代表性面目，勾画出一条富于表情的当代文学画廊。
其中选用了几篇80年代的评论文本，因为奇怪的是，今天读来并不过时，反而有一种欢欣与鼓舞的调子。例如，我翻出一篇早期研究汪曾祺的长文《使用语言的风俗画家》，我都有些惊讶，其中对汪老的几篇小说的分析，还有点精彩。现在评说汪老，已成为显学和时尚，没有人认为我跟汪老有何瓜葛，也不认为我有什么见解，但汪老不是这样。80年代初的一次政协礼堂的聚会上，我的文章刚发表不久，汪老主动走过来说，你是雷达同志吧，那时我才三十多岁。汪老还主动送我一幅字加画。当时还有点纳闷，现在想来，汪老真是多情之人哪。
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参与者、研究者，我提出过“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才是新时期文学主潮的观点；我最早发现并评述、归纳了“新写实”的思潮；我为“现实主义冲击波”命了名；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各个时期审美趋向的宏观辨析和症候分析，还有对当前文学的创作症候之分析，构成本书另一些内容。
这一切都没什么值得夸耀的，抱憾的是，许多该做的事没有做，回首平生，我倒真的是贯穿了新时期文学四十年的批评者，心头涌满了复杂的感受。让这本书作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份精神档案存留着吧。
时代·技巧·视野
——对近五年小说创作的一种观察
近五年来，小说创作从整体趋向上看，仍然延续着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的发展脉络，但是，在坚持文化自信，弘扬中国精神和扩展叙述能力上，又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众多小说作品生动地描写了大变革、大转型时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无比广阔多样的生活画面，呈现出多色调、多方位的文学场景，有些作品能够达到对生存和生命意义思索的层面；不少作家，文化意识明显增强，底子厚了，笔触能深入到一向不被人注意的深层领域。
近五年来，涌现出了一大批好作品。许多深孚众望的老作家、名家，笔耕不辍，仍能推出新作，仅从长篇领域看，佳构迭现，每年都有新收获；而广大青年作家，无论“80后”、“70后”，也都表现出旺盛的创作活力，他们强化了对生活的体验和思索，孜孜研习叙事技巧，人生阅历和艺术视野较前开阔了，传达出丰富驳杂的城市经验，在刻画同代人的精神成长历程方面有所突破，他们的世界正在突破年龄阅历、代际划分的局限，不断扩大和融会，奉献出不少具有丰厚内涵和独特情思的作品。另一方面，不少作品敏锐地表现出高科技和新媒体时代人的思想情感的微妙变化，这在中、短篇，乃至小小说领域体现得尤其鲜明。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如何表述丰富驳杂的现实经验，如何探寻现代国人的灵魂激荡以及人生命运的壮阔或奇诡，这一切，继续构成作家们不得不面对和书写的一个宏大的精神主题和叙事前景。我感到，以下几个方面，为近五年小说创作提供了重要的艺术经验，同时提出了有待继续深入探索的问题。
第一，在如何把握和表现时代生活、如何深刻体现人民群众丰富的思想情感变化、特别是如何对现实发言，如何对当下的现实生活作出积极的回应等方面，作家们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仍然力有不逮，仍有很多难点需要克服。本来，长篇小说需要审美距离，需要沉淀，不一定对现实立刻作出近距离的、同步的回应，按惯例，有时要等到多年以后才来书写。但是，生活在巨变，文体也随之变化，在一切都提速的今天，现代生活的节奏决定，它不可能拖延和回避对当代正在行进中的现实的把握和表现。人们迫切需要长篇小说能对现实发言。这是时代的需要。我认为，今天长篇的概念与以前已经有所不同，每年几千部的数量且不说，我个人认为，长篇小说的文体功能已发生变化，传统的长篇定义“篇幅超长，人物众多，结构宏伟”当然还在起作用，但近些年人们的兴趣所在，已不一定是大部头，多部曲，而偏向于中等，甚至小型长篇了。
更重要的在于能否对现实发言。作家们也很清楚，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文学被全民关注的程度明显在减弱，如果文学不能“亲近”和触及许多现实问题，例如生存艰辛、生态恶化、贪污腐败、资源短缺、精神困境等等，就不可能被广大民众所重视。但是，话说回来，在今天，一个作家要言说我们的时代，准确地评价我们的时代生活，深刻地表现这个时代，难度是很大的。也许目前还没有人能够以巨大而深刻的超凡笔力，令人满意地表现我们的时代。不少作家的最大问题是失去了把握和读解这个时代的能力，无法定性，于是只能舍弃整体性，专注于局部趣味，或满足于表面上的类型化。
这需要突破。对小说而言，所谓表现时代并不是面面俱到，高举高打，摆出个宏大架子，搞罗列流水账的几部曲之类；最重要的是，看你能不能找到并创造出最具时代特征和精神，最有代表性的生存状态和人物典型。可喜的是，已有很多富启示性的作品出现。例如《带灯》中的带灯这个人物及基层维稳办的烦琐生活，还是写出了某种巨大的真实。《极花》是个关于拐卖的故事，展示了极花所看到的外部世界和经历的内心煎熬，作品从拐卖入手，真正关注的是当下中国最为现实的贫困农村男性的婚姻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冲击力。《篡改的命》用黑色幽默的笔调，状写农民进城的生存状况以及中国当下的两极分化现状。《装台》透过一群几乎被遗忘的装台人的悲欢人生戏剧，道尽了底层人的万般艰辛。《我不是潘金莲》看上去比较荒诞，但最大的荒诞可能是最大的真实，荒诞比真实更真实。我看到了它的作者的锐度和深度。它写出了相当一些不作为的中国官员的生态样相，包含着尖锐的对现实的干预和对人民疾苦的关怀。余华的《第七天》出来后受到了较多的批评，不无道理，但它仍有它的锐利的光彩，吟唱底层的哀歌，劳动者相濡以沫的伟大。
近些年来，新媒体的高度发达使文学与传播媒介的“交集”日趋频繁，不少作家有意识地在文学叙事中“采热点”，将社会新闻拿来与小说叙事元素快速、直接地黏合，力求在“新”字上做文章。于是有人表示，当下文学叙事似乎已患上了“新闻依赖症”，作家的想象力已无法触及复杂而多变的社会现实，甚至认为文学叙事即将沦为新闻素材的附庸。这说得有些严重了，社会新闻进入文学的界面确实较前扩大了，有可能成为新媒体时代影响写作资源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折射出新媒体时代文学与新闻的“新关系”。在我看来，深层的问题不在于作家涉猎了什么样的话题，也不在于是否“亲近”了媒体新闻，而在于作家有无能力再造一个丰富而复杂的想象世界。新闻指涉的是事件的“客观真实”，而小说的优势在于，它始终聚焦于人性，它有强大的主体意识的重塑和再造功能，它创造的是“主观的真实”，因而是更深刻的真实。近年来，不少作家克服将现成的社会新闻简单移植进艺术世界的急切和粗糙，而注重接地气，引活水，深度夯入生活的地层，写急遽变动中的社会，写在生活的湍流里沉浮和搏斗的普通人，写人性之深和人性之美。一些作品敢于直面现实，直面矛盾，打破积久的模式硬壳，体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第二，关于讲好中国故事，不是有个好故事就行了，如何汲取中外文学传统资源，提高叙述技巧和语言表现力，至关重要，这也是近年小说创作中一部分作家的自觉追求，值得注意。小说要发展离不开传统，比如中国古典小说传统资源，从唐宋传奇，到话本小说，到明清小说的诸多伟大作品，其艺术经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转化，外国现代小说的技艺一直伴随着新文学的发展，在怎样与中国经验结合上，也存在问题，例如最近的“回到先锋”与“离开故事”之争。我曾说过，思想穿透力不可能通过牺牲诗性和叙事性来获得。
近年来在艺术探索上好的方面，我想举三个例子。一是《望春风》，堪称中国当代乡村演变史、精神史、风俗史，带有悲剧色彩的告别，有强烈的悲悯意识。作者的语言典雅传神，具有画面感、色彩感、动感、质感，打造了一种与江南情调协调的语言。这种语言，可与莫言、贾平凹、余华等人比美。在讲好中国故事上，它注重中西合璧，中西打通，结构紧密，悬念重重，环环相扣，主干很简单，但意象较为繁盛。我能感到作者对《金瓶梅》《红楼梦》手法上的某种化用。
二是《繁花》，它的产生的确不是事先设计好的，我说它是无结构的结构，无意义的意义，全由闲聊和对话推动，用细节化，庸常化，完成了一部鲜活流动的市井生相。对上海这座都市的沧桑今昔，这种笔法恰恰收到奇效。但《繁花》的成功并不意味着都市小说都要这么写。第三部是《陌上》，它的作者的语言才华很值得注意，与格非比较，她是属于北方的。语言纯净，风格清丽，时时感到它的根子是深扎在传统的土壤中的，有经典现代乡土小说的影子，有红楼梦的意味，不仅仅是荷花淀派。另一方面，它有一种欢乐之感，洋溢着喜剧情调。让人欣慰，中国乡土叙事优美传统后继有人，而且还那么年轻。
第三，作家们打开自我身份认同、代际划分的藩篱，开拓更广阔的视野，努力表现有机的完整的广阔的时代生活。代际划分无疑有一定的合理性，一代代人经历不同，我们就是这么一段段走过来的，难免形成代沟，但过于认同自我的“代际”，就可能成为“自限”，成为问题。这里想举孙惠芬、张悦然、路内的例子。对孙惠芬来说，《寻找张展》是一部重要作品，对当前创作也是有重要意义的作品。她完成了一件几乎难以完成的任务，是自我突围，衰年变法，逆水行舟之作，改变了她一惯的格局，也改变了“60后”、“50后”们的格局。为什么这样说呢？一般来说，创作就是回忆，要经受记忆力的考验，这个年龄段的作家，不少在写往事，这值得尊重。就孙惠芬来看，她的一切作品，基本都是从歇马山庄出来的，跟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一样。到现在为止，她非常勤奋，她的新乡土系列，包括德惠老人，吉宽的马车，民工，上塘书，后上塘书，生死十日谈等等，大都是深入底层，为农民代言的思路。这一部《寻找张展》，跳出歇马山庄，指向一个“90后”青年，打开张展的丰富而曲折的内心世界，是一次突破。向下一代甚至更年轻一代揭秘，双向运行。我誉之为“拆墙“，拆代际之墙，拆思维惯性之墙，拆自我身份之墙。就张展而言，不仅是成长小说，而是直面当代人的精神价值、当代青年的人生抉择、人生价值的定位，对寻求自由之路的渴望，对健全人性的追求。
而“80后”张悦然的《茧》和“70后”路内的《慈悲》也都不同凡响，它们向父辈溯源，向历史探究，是历史感的扩充，是艺术世界的扩大。在《茧》中，李佳栖和程恭是用了很长时间，才实现了历史形成的受虐者和施虐者的互休旧怨。历史的阴影并未消逝，它潜伏着，在“80后”一代人的心灵深处。正如程恭所言，剥茧是痛苦的，“多年后我们长大了，好像终于走出了那场大雾，看清了眼前的世界，其实没有，我们不过把雾穿在身上，成了一个个茧”。路内的《慈悲》并没有在大的历史背景上过多铺叙，似乎可说是悄无声息地穿越了历史上的一个个幽深隧道，作家完全把笔力集中在人物命运上，作为“70后”作家，把父辈经历的生活，把父辈一代各种人物，及当年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严酷情景，人心氛围，表达得如此深刻动人，入木三分，实在难得。
以上所讲，偏重于长篇小说。其实中篇，短篇小说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还特别想讲的是，小小说的发展不容忽视，它已由弱到强，渐渐成为参天大树。飞速发展的时代为它提供了新的广阔舞台，它不断涌现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手法，它一直拥有广大读者且读者群在不断扩大。当它与“微电影”联姻以来，影响力成倍增大。
中国当代小说也已经不仅仅是一国所有，它应该是属于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因而在人类性、民族性、审美性上如何契合全球化语境，也是不得不深入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