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要等到晚上，上了灯，才算。元宵元宵嘛。我们那里一般不叫元宵，叫灯节。灯节要过几天，十三上灯，十七落灯。‘正日子’是十五。”1993年2月12日，癸酉鸡年元宵节过去一周，汪曾祺写了篇《故乡的元宵》。
今又鸡年，又到元宵，我想到了汪老的这篇文章。
十三上灯，距“正日子”还有两天，皓月高悬，彩灯盏盏，有人在放烟花，起火升到天上，炸开一团彩焰，嗤——灭了。“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晚上，我陪着女儿上街看花灯，街上随处可见提着花灯、拉着生宵灯的大人孩子，点点灯光在如河的夜色中漂流。
汪曾祺是江苏高邮人，我敬爱的家乡作家。24年前，他73岁，住在北京的蒲黄榆桥边。“月色灯山满帝都，香车宝盖隘通衢”（唐·李商隐《观灯乐行》），也许，元宵美景勾起了他的乡愁，他想起了故乡，想到了儿时的元宵，往事历历，浮上心头，于是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篇生动的散文。
汪老想起故乡的元宵，还因为他的生日就在元宵节。
汪曾祺说过：“沾了元宵节的光，我的生日总不会忘记。”
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所以称正月十五为元宵节。正月十五日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也是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夜晚。1920年元宵节，汪曾祺出生在高邮县城东大街科甲巷，一个有着浓厚传统文化氛围的富庶人家。可以想见，汪曾祺的出生，给汪家的元宵节带来极大的快乐。在他3岁时，母亲不幸去世，父亲续过两次弦，继母都对他很好。每年的元宵节，他既可享受过节的乐趣，又能感受生日的快乐。他对元宵节有着别人没有的感情。
在《故乡的元宵》中，汪曾祺回忆：“故乡的元宵是并不热闹的。没有狮子、龙灯，没有高跷，没有跑旱船，没有‘大头和尚戏柳翠’，没有花担子、茶担子。这些都在七月十五‘迎会’——赛城隍时才有，元宵是没有的。很多地方兴‘闹元宵’，我们那里的元宵却是静静的。”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国乱民困，民间群体性文化活动并不丰富。不过各家也不忘传统，虽然简朴，却洋溢着浓浓的民风民俗。“各屋里的灯都点起来了。大妈（大伯母）屋里是四盏玻璃方灯。二妈屋里是画了红寿字的白明角琉璃灯，还有一张珠子灯。我的继母屋里点的是红琉璃泡子。一屋子灯光，明亮而温柔，显得很吉祥。”汪曾祺还上街去看走马灯，“ 连万顺家的走马灯很大。” 孩子们也有自己的灯。兔子灯、绣球灯、马灯……兔子灯大都是自己动手做的。有一个习俗可能是外地所没有的：看围屏。汪曾祺深情地回忆：“围屏看了多少年，但还是年年看。好像不看围屏就不算过灯节似的。”
跟老师沈从文先生一样，小时候，汪曾祺的观察能力很强，也喜欢观察街头百态：元宵节这天，草巷口有吹糖人的，糖人有孙猴子舞大刀、老鼠偷油；市口有捏面人的，面人有青蛇、白蛇、老渔翁，老渔翁的蓑衣是从药店里买来的夏枯草做的；天地坛有人拉“天嗡子”——即抖空竹；在泰山庙看到老妈妈烧香，“一个老妈妈鞋底有牛屎，干了”……过去了50多年，汪曾祺还记得这么细致清晰。
汪曾祺19岁离开高邮，42年没有回乡。粉碎“四人帮”后，几十年没见的大姐来北京看他。女儿汪明后来回忆：“姑姑走了以后，爸常常楞着，我们看出来，他得了思乡病了。不久，他接连写了《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浸透了高邮风土人情的小说。”直到1981年初秋，受高邮市政府的邀请，他终于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乡，出发前他掩饰不住的那股子欣喜劲儿，真如一个赤子将投进母亲的怀抱。
埋在深层的记忆，似乎一下子被翻了出来，汪曾祺晚年创作热情喷发，他用一颗温热的心讲述高邮风物、故人往事，以从容悠然的汪味文字，勾勒出市井众生的种种形状,以及他们的悲欢哀乐。他的笔端饱含悲悯的情怀，为人间送来小温。
在汪曾祺的故乡，放天灯也是元宵节的习俗。
“天上有一盏红灯笼。竹篾为骨，外糊红纸，一个长方的筒，里面点了蜡烛，放到天上，灯笼是很好放的，连脑线都不用，在一个角上系上线，就能飞上去。灯笼在天上微微飘动，不知道为什么，看了使人有一点薄薄的凄凉。”（《故乡的元宵》）
读到这里，我想到有天深夜下班路上，那一盏缓缓飘向高空的孔明灯，心里真的起了点薄薄的凄凉。今年元宵，是汪曾祺97岁冥辰，而再过三个多月，5月16日，就是他逝世20周年忌日。他在遥远的天国，过得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