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梅森相识也早。细说起来，或许是他在江苏省作家协会所有同事中相识最早的一个了。
不知梅森还否记得，３０年前，也即上世纪１９８０（或８１年）年初，那个尚带着几分寒意的清晨。而我之所以还能清晰地记得起那个遥远的日子，是因为我那时见着的梅森，和今天的“周梅森”，几乎就判若两人。坦率说吧，那时的我，虽然对眼前这个虎头虎脑，目光如炬，说起话来中气十足，握起手来，那份劲道差点让我叫出声来的小伙子颇有几分好感，却绝没有料到，他后来会成为现在这么个头顶重重光环、姓名可说已经品牌化了的“周梅森”。而今想到这点，难免不让我生出几分物是人非、沧海桑田之慨呢！
不妨先来看看，现在的“周梅森”之内涵与外延究竟是什么吧：
有一份关于他的简介如是道——
“大家都知道，他堪称中国政治小说第一人，被誉为当代中国最具品牌效应的编剧，有关媒体称他是“政治片”和“反腐剧”的掌门人，他的名字已经成为收视率的保证。早在中学时代，他就博览群书，博采众长，广受汉风楚韵的浸润和人文历史的熏陶。他以一个中学生的学历，带着矿工特有的粗犷、豪迈和大气，甚至有一些野性的气概，庄严地走进了当代文学世界的殿堂。他早期的作品《黑坟》、《沉沦的土地》、《军歌》、《大捷》等赢得了读者的好评、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
“周梅森是一位富有历史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无论做什么事，他都能以一种近乎完美的姿态去冲刺。他的一句格言是：要做就做得最好。基于这种信念，他以一种文学家的良知，以一种政治家的思想，相继推出了《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中国制造》、《至高利益》、《绝对权力》、《国家公诉》、《我主沉浮》、《梦想与疯狂》等尖锐反映中国官场生活和财经题材的小说和影视作品，赢得了各界广泛的赞誉和国人的瞩目。其作品连获国家图书奖、全国最佳畅销书奖等国家级大奖。根据其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五次荣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多次荣获“中国电视飞天奖”和中国电视金鹰奖等，收视率屡创记录。因而，周梅森被誉为“中国政治题材作品的领军人物”，作品被排在“中国畅销书前十名”和建国五十周年十大献礼作品，又被全国多家媒体提名为“2003年度文化风云人物”，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喜爱。周梅森的作品在海外市场上也同样广受好评。1999年，周梅森还获得中国文联授予的德艺双馨艺术家称号……”
梅森是１９５６年出生的，我比他痴长３岁。３０年前，我和他都不满３０岁。两人发表作品都还少，人生阅历也方兴未艾。除非我有术士之才，否则，显然是不可能料见他竟会有如此辉煌之未来的。不过，那个清晨的梅森，还是有几个鲜明的印象让我对他不敢小觑。一是他虽然看起来青涩，且身为一名小矿工，但与我交谈时的语气和神态却毫无卑怯，反显得比我更轻松自若。二是他谈起文学和自己创作时那份虔诚与热衷；三是他坦承自己只有中学文化，但却对自己的文学前途充满信心和渴望。这都是彼时之我所缺乏的。加上那时我虽已借调在省文联《雨花》当编辑，但先前也在煤矿下放过近十年，对同样是煤矿出身的作者有一份自然的亲近。所以我和此前只看到过他一两个短篇小说（似乎是《明天我会再来》）的梅森，谈得还算投机。对他此来南京的动机也很理解。记得他是和韩桥煤矿一个工会同事一起来的，坐了半夜火车，天刚亮就到了《雨花》编辑部。梅森随身提了个鼓鼓的大帆布旅行袋（显然是志在必得），说是矿上想推荐他到编辑部进修一段，以提高创作水平。那时我就住在编辑部，所以就接待了他们。相谈到主编到来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引荐给了主编。他们谈的什么我并不清楚，可能是因为当时《雨花》已借用了我和储福金等几个年轻人，主编建议他们去《青春》看看吧，反正他们从主编办公室出来后，匆匆和我打了个招呼，并紧紧地握了我一下手（那一握也让我终身难忘），挎上大包，就往《青春》去了。
没几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正是梅森那朗朗的嗓音，说他被《青春》留下了。我眼前又闪现他那说话时目光炯炯、锐气逼人的神情，便向他道了贺，并多少有些客套地说了几句祝你进步，希望今后能读到你更多好文章的话。此后便好长时间没再见过他。
然而，就在我几乎要将他淡忘的时候，梅森却仿佛仍在矿井里放炮一般，在不到两三年后吧，接二连三地点燃了一连串震动文坛的响炮。先是以中篇小说《沉沦的土地》摘得名刊《花城》文学奖，紧接着又以一曲嘹亮的《军歌》，夺得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可是相当于现在鲁迅奖的权威奖项哪！那时的整个江苏获过此殊荣者也只三五个。看到消息，我瞠乎其后而深感自惭，羡慕且彻底地对梅森刮目相看。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我在不久前的清晨见识的那个多少还有几分土气的小矿工交出的成绩单。记得当时是文艺报副主编唐因（笔名于晴）亲自为这个来自地下几百米深处的小矿工写了对《沉沦的土地》颇加赞赏的评论。
再以后就不用说了，给他写过评论的还包括唐达成、翟泰丰等中国文坛的主要领导；而年轻而虎虎有锐气的梅森几乎不断地点火放炮，以他特有的磅薄气势和最为擅长的宏大叙事，纵横捭阖于文坛上下，简直如入无人之境——这里的“无人”，是指梅森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他鲜明特异的秉性。他特别钟情现实性或历史感强的重大题材，如矿山历史、抗战烽烟、官场权谋、政治角逐和人性黑洞，他驾驭起来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他的作品也素以紧凑跌宕的故事情节，简练有力的叙事风格，深邃大胆的独家视角和人物塑造的生动饱满而赢得读者。几乎每一部都能引起广泛关注甚至巨大轰动。也因为此吧，加之后来几部政治题材的长篇小说和影视剧的影响太大，以至不少当下的读者都把梅森视为政治或反腐小说的专家，这在了解他创作全貌的我看来，未必有错，却也未免有失片面甚至是误读他呢。梅森的小说成就首先还在于他那敏感而犀利的文学天赋，和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对生活和人物的表现能力，及对人物灵魂的剖析功夫上。与某类题材本身并无太大关联。不信者，去读读他那些毫不逊色的历史和矿山题材的作品，如《沉沦的土地》、《黑坟》、《军歌》等就清楚了。
有道是：文如其人。梅森作品的风格确是与他的性格密不可分的。
他为人也真。率性而不乏刚直、果敢而特别自信，可谓性情中人。与其相处者，用同事乔生的话来说，都会感到他“气场很足”。这或许会令某些个性柔弱或自我意识过强者感觉些许不自在。但于我和一般朋友而言，则很喜欢与这样的人相处，因为你不必有什么防范心理。他快人快语，直陈己见而不事矫饰；与人激辩时甚而会拍案而起，但一旦渲泄罢，却常会展颜而笑，端起酒杯揽过对方，一定要和他干一个满杯。有时我们会一起“掼蛋”，这时的他尤见性情。如果他眉飞色舞、气壮如牛，一准是摸了一手好牌，至少也有三个以上炸弹；如见他面沉似水，鼻息连连，反复问对手：还有几个牌？一准是没了底气，你可放胆出牌。如果他自认为没出错牌而对家嗔怪他时，他会一脸委屈且奋起争辩。而一旦自觉有错时，即刻会露出那童稚般率真的笑来，连连自责甚而直拍大腿。但若谁据此以为梅森就是一个纯感性或全然粗犷的“豪放派”，也会失之片面。梅森实在是一个粗中有细、刚中见柔的人。这从他作品中不乏细腻透辟的心理描述可见一斑，亦可从其能驰骋股市２０多年而不败见出。一个能于波诡云谲、腥风血雨之中国股市运筹千百万资金者，没有坚韧的理性和沉稳细致的智性，云乎哉！
梅森亦是个乐意助人或成人之美的人。比如今年的职称评审会上，梅森就多次为一个并不相识的作家大声疾呼，竭力推荐。这点，乔生和我也都有切身体会。他曾多次为乔生鼓与呼；对我新近出版的长篇《漫长的惊悚》，梅森读后也不吝褒赏，大加首肯，还热切地向熟悉的影视机构推荐改编影视剧，并提供他颇有见地的改编建议。成不成另当别论，我的心已暖了。
而梅森给我印象特别深刻、令我十分钦慕的另一大秉赋，用一个当下很时髦的词说就是：华丽转身。且从最终结果来看，总能像他写作一样，转得风生水起，转得有声有色而光鲜华丽。比如，就在他从矿井跃升地面，创作如日中天之际，有些年他突然间似乎从文坛蒸发了。我后来才知道，他和矫健一起投身房地产领域，且深圳、上海、南京禄口地大张旗鼓地做起了道地的开发商来。无疑，其中少不了艰难坎坷，起承转合，尤其是当年的房地产业远没有今天这么兴旺。以至有多少人暗中嘲笑他不自量力，亏了老本云云。可结果呢？房地产业起步腾飞以后，梅森又带着他掘来的第一桶金，转身杀向了比矿井更为硝烟弥漫、更加凶险叵测的证券市场，早早地就成了营业部里运筹千百万资金的大户。成绩如何？２００５年股权分置改革，梅森以某支股票第一大股东身份登高一呼，一连在《大众证券报》上发出三份慷慨激昂，有理有据的致全国股民的公开信，最终迫使该上市公司作出让步，提高对价；顿时又使他成了渴望维护自身权益之股民心中的代言人和领军者。而炒股显然仍不可能让梅森固步自封。他总在转身，总在探索，总在不断地拓展着、体验着、积累着自己的生活阅历和创作素材，丰富着自己的政治经验和经济智慧——他又挂职过徐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重新写出一部又一部非同凡响的长篇小说，甚且干起了影视编剧乃至制片人——而这一切“转身”，从结果来看，实际上都是形转而实未转。他以大地和生活为本、以人生理想和文学追求为轴心的本质从来就没有偏移过！
关于这点，我曾看到过一篇梅森的访谈。谈及文学理想及某种敏感的现实话题时，梅森坦言：“写作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对生活还债，一笔还完再还下一笔。生活永远走在我的前面，而我一直追不上它”。所以他不无自嘲地称自己有时就是一个搏击风车的唐吉珂德。而我觉得，若从勇于担当、敢于亮剑的角度来看，此喻还算恰当，也很符合梅森的某种性格特征。但若将唐吉珂德与那个终身在咬牙坚持，永不放弃地重复推石头上山的西绪福斯相比，我觉得梅森似乎更像是后者——他之所以成就裴然，天赋、责任心、正义感，和全力以赴、要做什么就做到最好、不到黄河不罢休的倔强性格是本；但核心力量也在于他的坚忍与勤奋不辍。正如他自己说过的：“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并把它当作终身职业以后，我才知道我选择了一个多么艰难的人生。梦落地之后变成了扎扎实实的脚印，每一个脚印里都浸透汗水”。记得多年前梅森和我通过一个电话，是在他一个新长篇刚杀青之际。他说，自己有一种虚脱乃至像生了什么大病的感觉。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他成功的一个生动注解，即梅森是一个出色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个食人间烟火的人。某种程度上说，他是在以生命搏取自己的理想——我知道他写作起来，常常一天要写七八个小时，出一两万字的活！
实在说，比喻总是跛足的。梅森他既不是唐吉珂德，也不是西绪福斯。他就是他，周梅森就是周梅森！唐吉珂德雄心勃发、自以为冲剌着的妖魔，实际上不过是一架风车。西绪福斯坚忍、力疾，永不言败地推着的，原是一个他无法自主的宿命。而梅森具有明确的理想和价值判断，清晰的自我和社会认知，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也知道干的结果并历练出了如何才能干得最好的策略与方法。他之当作家，当操盘手，当房地产商，当挂职领导或制片人，都是自己的主动抉择。几十年来他走南闯北，出厅入堂，纵横捭阖，大刀阔斧，看上去总在扮演着一个又一个别致的角色，实际则从没有变换过他人生的根本角色——“矿工”，在那富蕴煤炭的社会之“矿”里，他一直在探求着、掘进着，一直在打眼放炮，甚至一直在像一块上好的煤块一样熊熊燃烧。其目的就是一个，采掘出更多更高热量的煤炭——作品。释放更热更亮的能量——理想！
说到底，他的每一个华丽转身，变化的只是形式，其根本目的，我想只有一个：当一个称职的，象样的，有良知的、正义的作家！庶几为自己的人生，为这个社会，添几分独特的光焰，送更多有益于世道人心的热能！
行文至此，忽然忆及几年前，我还和梅森住一幢楼时，一个傍晚我上阳台吸烟，恰见楼下小花园内，梅森抱着他此生最得意的作品——大约两三岁的小天一在甬道上漫步。后来，他把儿子放下地，自己碎步颠颠地假意跑开。见儿子没有跟过来，梅森停步蹲下，拍着巴掌招呼儿子过来，儿子静静地看了他一会，咯尔一笑，蹒跚着跑了过去。梅森那被红嫣嫣的晚霞晖映的脸庞，顿时也绽开一朵暖洋洋的笑靥……
苏轼在《借前韵贺子由生第四孙斗老》诗中有云：“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而梅森的儿子何止一个天一，身后那一长列而逾千万字的作品，不也是他的“子”么？梅森也不算无官，不过他那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和江苏作协副主席等职务，实际也是荣衔。那么，人生至此，彼时的梅森，大抵总也是很满足了吧？
当然，这只是我的揣测，梅森自己作何感想，我不得而知。那就拭目以待，且看已逾“知天命”之年的他，今后将如何“转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