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骏虎：作家张平， 与人民同呼吸，和国家共命运

   在人类文明历史中，古今中外灿若星辰的文豪大师里，有这样一些作家，他们不仅仅把目光和思想局限于文学的象牙塔中，而是时刻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把笔触深入时代的洪流，描摹民间疾苦，反映人民心声。他们超越了单纯的作家，而成为人类精神的导师。

   雨果被法国人誉为“精神上的国王”，正是因为他毕生亲身参与在法国社会发展变革的实践中，他关心国家的前途，书写法国人的命运故事和精神诉求。

   在中国当代作家里，也不乏这样超越作家的作家——

   陈忠实的《白鹿原》书写的是中国社会数千年以来传统与革命的斗争史；

   贾平凹的《浮躁》和《废都》分别反映了中国两个社会转折阶段：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纲”，从计划经济转为商品经济，这两个社会转型期国人普遍的精神状态和生存观念；

   柯云路的《新星》则在改革萌芽阶段就塑造了一个崭新的领潮人物形象李向南，使文学形象深入人心，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上述几位作家，不但文学艺术造诣高深，同时兼具时代情怀，但他们并非所有的作品都能够紧贴时代，在当代文学大家中，似乎只有张平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和国家共命运，纵观他所有的作品，对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各个发展阶段都有高度文学化的呈现，同时为中国当代文学史贡献了一系列典型的人物形象。

   我认为文学评论界把张平早期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定义为“苦情小说”或者“家庭悲情叙事”，是唯素材论，矮化了他的情怀，他以家庭苦情为素材，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并且具有浓厚的人性批判色彩。

   张平的早期代表作《祭妻》发表于1981年，是一部已经成为当代经典的短篇小说，三十五年之后的今天重读，依然令人耳目一新，在当时看来，绝对是山西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异数，——虽然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大政方针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型为经济建设为纲，思想领域也吹起了清新之风，作家作品也从歌颂和迎合逐渐走向反思和批判，但是由于文化素养和思想层面的限制，反思和批判多囿于世相和落后人物，对社会有深入思考和有人性批判的小说如同凤毛麟角，而《祭妻》就是难得的上升到人性层面的小说作品，并且，它对社会和时代对人的命运的戕害，用高超的艺术手段和日常化的手法进行剖析和呈现，也使我们看到，作家张平从开始写作就奠定了大作家的格局。

   三十五年来对张平早期作品的评论多多，误读也多多，许多评论都把他的《祭妻》和《姐姐》总结为哀怨、凄楚的笔调，只局限于故事本身，而没有看到作家在故事背后的激愤的眼睛、流血的心灵和颤抖的手，要知道，他不是告状的杨三姐，他是为人的命运歌哭的斗士。

   在《祭妻》这部作品里我们看到，在那个家庭成分决定人的命运的时代，出身富农的姑娘兰子，嫁给了贫雇农赵大大，从而使这个两代五条光棍的破败家庭渐渐焕发出生机，她爱着丈夫，替他分担着生活，孝敬老的照顾小的，用女人的柔情和韧劲让负债累累的穷光景也红火起来，一家子都有了个人样儿。

   但是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因为兰子的富农出身，赵大大的入党和弟弟们的入伍、学习、当红小兵都被搁浅了，这个家庭因此对兰子从感恩转化为抱怨和冷遇。兰子哥哥被抓了起来，她想去看望哥哥，竟遭遇了丈夫的反对和殴打。兰子坚持要去看望病重的哥哥，赵大大却趁机提出了离婚。兰子走了，弟兄几个都如愿入党、参军、学习了，后来，赵大大又娶了一个标致的新媳妇，几乎同时，兰子却孤苦伶仃地死去了。

   新媳妇芳芳年轻、任性，赵大大兄弟们哪里能从她那里得到兰子那样的温情和关爱，她怀孕了，撒娇要吃酸的，赵大大才猛醒当年兰子也偷偷地吃酸杏，——兰子竟然是怀着孩子孤独地离去、凄惨地死去的。

   赵大大和弟弟们的良知和情感受到了煎熬，他悔恨交加，一个人在清明时节给兰子去上坟，可是，他能弥补自己的过错么？他的泪水能告慰兰子的在天之灵吗？不能，因为赵大大是不可能对抗那个时代的，他注定要牺牲兰子去迎合社会，兰子的命运是不可逆转的，她可以不死，但她肯定不能好好地活着。

   人的命运，在时代和社会的铜墙铁壁面前，比一颗鸡蛋还要脆弱。但控诉不是小说，控诉也没有艺术的力量，所以作者同时对人性的扭曲进行了翻来覆去的审视、剖析和批判，他绵里藏针，同时又悲天悯人，用区区数千字完成了一部反思时代、刻画人性的大作品，在当时独树一帜，三十五年后再读，依然具有思想和艺术上的巨大力量。

   而作家惜字如金的凝练叙述，展示了深厚的语言功力，不难看出，他有着丰厚的生活阅历，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和敏锐而深刻的思想力量，正是这些，让《祭妻》《姐姐》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名篇佳作，并且不会过时和陈旧，也使我们知道，一个优秀的作家，他的思想对象不是文学本身，而是社会问题和人性根源。张平后来的一系列作品，正是遵循着他的这个思想基础和人文情怀，他的创作指向是改良社会、引导人性，这也是古今中外很多大作家为文学的目的所在。

   在当代作家里，张平是一位很难归类的作家，他是山西作家，却没有走“山药蛋派”的路子；他在上世纪80年代成名，却往往不被划分到“晋军崛起”的代表作家里；他的长篇小说《抉择》获得茅盾文学奖，《国家干部》直面中国政治生态，却没有被归入“官场小说”作家。他在当代中国作家里是特殊的“这一个”。

   我最初读张平，是因为当年看了他的同名小说《天网》改编的电影，农民家庭的出身使我对《天网》的故事和人物感同身受，因此买来原著阅读。张平在这部长篇小说的叙述里带着强烈的感情，他单刀直入，描摹刻画直接有力，把报告文学手法和小说艺术进行了“强强联手”。

   再后来阅读《抉择》，对他驾御宏大场面、刻画人物心理的能力感到震惊，在这方面，他像巴尔扎克一样下足了笨功夫，更不可思议的是作为一位作家，他对政治敏锐的把握和深刻的洞察力。就在《抉择》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前后，被张平点燃的“反腐小说”的烈焰在文学界熊熊燃烧，类似作品层出不穷，但那些跟风的作品，用“反腐”两个字足以概括，只有张平，他掌握着所有此类小说的社会意义和文学高度，他不同于一般的作家，具备提出问题并且解决问题的思想力量。

   张平成名很早，《姐姐》《祭妻》获得全国第七届优秀短篇小说奖，后来他突然转型，写出了《天网》《法撼汾西》，开始直面现实，塑造清官，呼唤正义，以至于有很长的一个时期，老百姓有冤情都来找张平申诉。后来他又写出了《十面埋伏》《抉择》，后者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张平的作品都很畅销，他没有沉迷在小说艺术的象牙塔里，也没有逃避作家对社会问题秉笔直书的正义感和责任感，以文学的良知获取了读者的喜爱。

   我至今记得观看他的作品改编的电影《孤儿泪》时，所有的观众都举着纸巾和手绢的感人情景。他的长篇小说《凶犯》，从题目到结构都非常具有现代性，具有高品质的文学追求，而它却是对中国的法制进程发言，体现出一个作家高超的文学才情和赤诚的人民情怀。

   张平最新的长篇小说是《国家干部》，从这部作品开始，他对执政党的干部有了自己的理想化的塑造。经过上述系统的阅读，尤其是对《凶犯》和《国家干部》的阅读，我发现，张平是无法模仿的，他根本就是一个大于作家意义上的作家。无论是“反腐”还是“官场”都无法定义他的创作，他是一个俯察社会又积极思考社会试图改良社会的作家，一个关注政治又有前瞻性的政治理想的作家，一个心系民生又深知疾苦根源的作家。

   《国家干部》里描写的常务副市长夏中民，是一个用“一连串的小故事”塑造的人物，“人物就在这些小故事里贯穿着，作者就通过这些小故事，把人物的性格、活动，具体地表现了出来。”（丁玲语）

   这个人物，寄托着张平的政治理想，他呕心沥血，一身正气，热爱人民，坚持党性，不随波逐流，不同流合污，刚直不阿，永不言败。这个人物从始至终让人感到活得很累，可想而知张平写得更累，因为解决70万字的小说里数以百计的大大小小的难题的是作家自己，是张平在替夏中民当这个市长。

   某种程度上《国家干部》为国家干部们提供着执政的蓝图和范本，一个作家写出这样的作品来，简直不可想象。我起初认为张平是在图解自己的政治理想，后来逐步了解了社会政治现状，才明白了张平的良苦用心：在一种弊病已经成为风气的时代，再深刻的剖析和鞭挞，也不如树立一个理想的人物，用榜样的力量来感召尽量多的人。张平的贡献，同样是高于政治和他的作品的，他对改良社会环境所起的无形作用，远远高于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优秀作家。他塑造的是一个理想化的干部，着眼的却是国家民族的前途。

   关注政治、反映现实、关心民生，向时代发言，是一个大作家能称“大”的重要品质，张平是这样，鲁迅和赵树理也是这样。鲁迅不用说了，赵树理曾这样阐述过自己的创作主张：“老百姓看得懂，政治上起作用！”冷眼看这几十年我们的作家对风格流派的热衷和对国家命运人民疾苦的漠视，实在是应该好好的补一课。

   作家是文学作品的生产者，是写书的人，同时也是必然的阅读者，没有丰富而深入的阅读，不完成和经典的对话，成不了好作家。然而读书之外，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是阅世，是阅读现实，是参与现实、关注政治，是从文字游戏和个人情绪里解脱出来，让作品具有超越艺术的力量；是要超越作家，向人类思想家的高度企及。

   在张平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一般作家也许从来没有关注过、思考过，或者干脆觉得与作家无关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政治、就是现实，是从政治高度俯瞰的社会画卷和从现实深度挖掘出来的社会问题。

   这些东西，其实在古今中外的大师们的伟大作品里也是主题或者主线，只是因为它们成为了历史，因为在时空上成为了过去，从而让艺术掩盖了，政治成了故事，现实成了历史，它们被时间酿造，成为了文学的美酒。

   只有对照传记，我们才会发现，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在他所在的那个时代，都在直接或间接参与着政治，正面或侧面研究和摹写着现实，为此他们革新、变法、革命，他们被驱逐，被贬谪，被迫害，他们流亡，他们上书，他们著述。比如革命和流亡的雨果，比如变法革新的王安石和柳宗元，他们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光芒和他们关注现实、关注政治的皇皇巨著一样耀眼。而我们却习惯于仅仅用文学的眼光去阅读他们，这显然是片面的。

   先不说国外，其实中华的文学主流一直是关注政治、关注现实的，是“文以载道”的，从屈原到鲁迅，都是如此，只是到了当代，当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带来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或曰混乱的同时，作家们也开始激流勇退，把文学抬到了象牙塔里供奉了起来，对政治的疏远和对社会的漠视，造成了作家现实精神的缺失。

   正是在这个时候，张平从象牙塔里走了出来，从为民请命到关注法制化，从关注民生到关注政治，从《天网》到《国家干部》，张平完成了从单纯的作家向着政治家、思想家的高度迈进。

   从《天网》到《国家干部》，张平一路扬弃着小说里披着纯文学外衣的惰性和累赘，他把语言拧到最简洁最直接的程度，只追求表达和力量；他越来越把微观的叙述感觉变为宏观的结构设置，这种设置正是艺术上的匠心独运，它借鉴了报告文学的真实可信、直接渲染，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话本结构和可读性，也借鉴了西方现实主义巨著的铺陈和辩论魅力。

   如果说《天网》文本里的亮点还是事件的选择和矛盾的设置，那么到了《国家干部》，同样精巧聪明的矛盾设置，已经被小说里宏大的叙述、浩大的信息量、一泻千里的对白和思辨的巨大魅力所淹没，作为一位作家，张平的政治辨析力、思想深度和广度，他对官场的透视，对权谋文化的描摹，比现实还真实的情节描写，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在对这部70万字的巨著的阅读过程中，我几度忘却是在阅读一部文学作品，而恍惚置身真实的风云激荡的政治旋涡之中，眼前是清官的壮志难酬、举步维艰，是政客的诡诈和凶残，是触目惊心的贫困和挣扎，是让人眼里喷血的腐败和权术，每一个市、区、县、乡镇和村的具体问题、矛盾，各种数字，每一个事件的处理的过程、细节，都那样真实，那样有说服力，那些揪着当事者的心的东西，也紧紧地揪着读者的心。

   张平所塑造的现实，是比现实更典型和激烈的现实；张平所阐述的理论，是从不同角度出发全方位的雄辩；张平的小说，是超越小说文本的闪烁着思想华彩的论著。从单纯的小说艺术上说，张平的小说达到了去伪存真、天然去雕饰的境界，结构上，他仿佛匠心独运，又仿佛师法自然，仿佛精心设置，又仿佛无招无式；叙述语言平实直白却暗含千钧之力，对情节的推进一浪赶着一浪，整个故事的推进是一个大潮压过一个大潮。

   从文本意义上说，《国家干部》昭示着张平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叙事风格的创立，这种风格是张平小说所独有的，张平式的叙事风格，这种特鲜明的风格我们无法去学习，但我们可以学习他对政治的理想和对现实的思考，学习他对人民利益高度的关注和关照，学习他关心家国命运的情怀，学习他旗帜鲜明的批判精神。

   与东西方的古典名著相比，比如《官场现行记》和《人间喜剧》，《国家干部》作为一部小说，少了对世情世态表面的详尽描画，多了矛盾的激化和深层的辨析，张平像一只杜鹃，一声一口血，一字一行泪，通过小说里的人物的对白和独白，通过画外音手法，执著地寻找着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他是一位作家，更是时代进步的推动者。张平的一系列的作品都有一个主题，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着想，为了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他是当之无愧的人民作家，这也是他跟当代其他写官场的作家的根本区别。

   当许多作家只能为批评家写作，当作品只有文学圈子阅读的时候，张平的小说却拥有各个阶层的狂热读者，我知道许多人不只是着迷于他的小说的悬念和快感，更着迷于他小说里体现的政治关怀和忧患意识。我更觉得张平是“作家之外的作家”，他并不关心那些大家趋之若骛的东西，比如诺贝尔文学奖，他能透过文学的迷雾看到它政治的核心，因此他是清醒的，张平关心的是政治、是现实，是国计，是民生，他的胸怀和思想，是超越文学的，是超越作家的，比起热衷于个人的文学荣誉，他更热衷于呼唤法制、公平和良知。

   文学上有过很多流派和主义，但最前卫最先锋的还是现实主义，因为它要表现或解决的是人的精神困境和生存困境的问题，还有什么艺术探索比这更前瞻的呢？在张平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作家的使命感，对唤起良知、启迪人性、改良社会的热情和理想。这样的精神和执著，是孤决和矢志不移的。

   左拉说：“从来没有人把想象派在巴尔扎克和司汤达的头上。人们总是谈论他们巨大的观察力和分析力；他们伟大，因为他们描绘了他们的时代，而不是因为他们杜撰了一些故事。”这个判断，同样可以概括张平的文学情怀和作品高度。

2016年11月28日 凌晨于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