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秋，本该是秋高气爽，心旷神怡的时节，今年却一反常态，阴雨连绵，难得见到个太阳花儿，洗澡的衣服穿在身上也软软的，不爽滑，洗脸毛巾虽用香皂搓洗，没有阳光的洗礼，闷出一股怪怪的味道，让人联想到臭脚丫。往年这个季节并不多见的台风，今年却发疯似的组团骚扰，天气预报不是橙色预警就是红色预警，难得消停，心都发霉了。
周末，偶见阳光从云缝儿里探出脑袋，心中不免一喜：今天看来能捞个好天气，没空旅游，去老家透透气也好。父母早已离世，所谓老家就是几间破旧的老宅，由二姐在家照看。老宅虽破，却是我的一份念想，虽久不在家，浓浓的乡愁却没有丝毫的淡化。
原来回家都是骑自行车，那时父母健在，每逢周末，都要从县城回来，陪老人家拉拉家常。近四十里的路程倒也不算远，其他不怕，就怕下雨。遇上雨天，岂一个“惨”字了得？乡村土路，下点雨泥泞不堪，别说骑车，就是推着走也难前行，走不了几步就要找个树枝或竹棒剔除轮胎和护泥板里边的泥土，否则车轮就罢工，任你怎么使劲就是不转。有时急了，干脆卷起裤管，扛着自行车走，常常不是我骑自行车，而是自行车骑我。回到家一身水一身泥，自行车往屋檐下一打，任其风吹雨淋，自己赶快换衣服，往床上一躺，累的像条死狗。
前年，农村路网改造，老家门前那条饱经沧桑的小路也换成了四米宽的水泥路了，一向死气沉沉的穷旮旯也渐渐焕发了生机。偶尔也有小汽车嗷叫着神气活现地疾驰而过，在田里薅草的大嫂偶尔瞟一眼，哪家的娃儿又回来了？路好走了，回来的人也多了。
二十公里的路程，汽车油门还没踩过瘾，老家门前那棵大银杏树便影绰可见。那条看门的黑狗也真神了，不知是熟悉我汽车发动机的声音还是喇叭声，早早迎候在路口，摇头摆尾，然后屁颠屁颠地跟着我走进院子，当然我也不会辜负它的期盼，把给它准备的礼物——吃剩的肉和骨头拿出来，让它大快朵颐。
左邻右舍的发小们看到我回来，都会撂下手里的活计过来蹭烟抽，然后家长里短的扯谈。你还别说，现在的话题远比以前的高大上了。以前不是张家寡妇偷人，李家鸡子惹瘟，就是王二麻子那个鬼形，拉了几个人做起了包工头赚了不少钱，原先狗窝似的房子也换成了二层小洋楼等家常里短，丁点儿烂事能拉出来嚼半天。现在某某高官被抓，新型导弹发射，菲律宾幡然醒悟，台独分子作怪等等，国内国际，微观宏观，说得是纵横捭阖，吐沫星四溅，有些消息不知是套的谁家扁担头上的，我是一头雾水，他们却有鼻子有眼的。我只能概叹，信息社会，没有隐蔽的角落，夹肢窝有几根毛他都能说得一清二楚，全像真的。反正口无遮拦，一支烟抽完，烟消云散，拍拍屁股走人。
进入家门，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父母敬香。父母离世十多年了，每每想起他们总觉得有好多的歉疚压在心上，敬香不仅是寄托一份怀念，也是为自己的心理减压。母亲近四十岁才养的我，那时我前面已有四个姐姐了，在父亲传承香火的愿望逐渐熄灭的时候，我的降生是意外的惊喜，父亲绝望的老脸开始有了花儿一样笑容，干活的号子也响了许多。母亲也从铁一样冰冷的脸色中解放出来，偶尔也能听到四季歌的旋律轻声哼出。我出生时刚好碰上“大跃进”，那时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他们吃糠咽菜，硬是从牙缝里把一点点米省下来熬汤给我喝，他们睡的是稻草破席，却把最温暖柔软的棉絮裹在我的身上。
母亲曾给我讲过一件事，父亲在挑“如海河”（如皋到海安）时，整天吃红薯胡萝卜，却把政府补贴的一点点大米积攒下带回来，每天用纱布包一点放在萝卜锅里煮，然后把纱布袋捞起来，我吃米饭，其他人吃萝卜喝汤。我六七岁的时候，四个姐姐已有一个出嫁了，我吃“独食”，二姐、三姐尚能容忍，四姐可就没那么好说话了，常常趁我不注意时打劫，弄得我杀猪死的叫，父母也是责怪四姐，维护我的无理权益，现在姊妹们相遇时，常常作为笑话拿出来反刍，捧腹之余，不免感慨。
人，真的很怪，在家久了，想出去闯闯，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个啥样；出去时间长了，又肉神不安地惦记着老家，纠结着家里的一草一木。在外千般好，可总觉得缺了点什么，这大概就是乡愁了。
老家的条件真的不咋样，宅子年久失修，百孔千疮，夏天，蚊子苍蝇似的乱飞；冬天，北风刀子般的刺骨。好天气还能忍受，遇上雨雪天，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我已好多年没有在老家过夜了，每次回家都是早出晚归。修缮老宅，成了我最近愈发强烈心愿，有时做梦都在盘算。
与旁人说起，也有不理解的：你一年能回来几趟，修房子干啥？忍忍算了，城里的日子多舒坦。我付之一笑，自己的小九九却是坚定不移——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这种传统思想对我还是有影响的，再说，在外这么多年，不说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破破烂烂的老窝也有损家乡奔小康的形象，让江东父老笑掉大牙，岂不有辱门庭。
去年国庆节前夕，儿子一家子从澳洲回来看我，刚满周岁的孙子活泼可爱，口齿不清地喊着“爷爷爷爷”，亲身感受祖祖辈辈企求的儿孙满堂的幸福，心里特别的甜。我拖家带口兴高采烈地来到老家，祭拜先祖。刚入家门，饥饿难耐的蚊子便迫不及待地招呼细皮嫩肉的孙子，虽不停地驱赶仍前赴后继，一不留神，宝宝身上便鼓起了几个红包，我别提多心疼。儿媳诧异地问我儿子：“老家房子怎么这么破啊？”。草草转了一圈，一家老小屁股没焐热就逃也似的回城了。
我多次在老婆面前发狠，就是脱裤子当，也要把老家房子建起来。老婆也笑我说，建就建呗，至于当裤子吗？老是嘴勤身子懒，顶个屁用。
老家虽破，却承载了许多温馨的记忆。老宅后的池塘是我最喜欢转悠的地方。池塘有近十亩的面积，周围长满芦苇和杂树，池水清澈，有野鸭、柴雀、白鹭、苦鹗等各种鸟儿出没其间，环境甚是清幽，大有湿地古风。每年初，四姐都要约上左邻右舍，合伙在池塘里放了几百尾鱼苗，也不喂鱼食，池边的芦苇、丰美的水草就能让鱼儿们衣食无忧，不图买鱼赚钱，逢年过节张网捕捞，邻居们尝个鲜，野生的鱼儿和人工养殖的相比，鲜美程度不可同日而语。
钓鱼是我童年的最爱。记得还在穿开裆裤子的时候，我就喜欢跟在大人后面，抗着个竹竿蹲河坎。我的渔具十分简单，鱼竿是后园的竹子，鱼线是母亲纳鞋底的棉线，鱼漂是高粱穗茎，鱼钩是用缝衣针放在煤油灯上烧红，然后用筷子压弯，再放到水碗里淬火而成，鱼食是在厨房下水口挖的红蚯蚓。
小河池塘很多，鱼儿也很多，捏一个糠团扔进河里，一会功夫，便有细细密密的鱼泡泛起，穿一条蚯蚓放进预先打下的鱼窝，还没等鱼钩沉底，便有鱼儿抢食，猛一提杆，便有一条大鲫鱼划一道弧线，“啪”的一声摔在河帮，不一会儿，便有十来条鱼儿进入鱼护子。开始学钓鱼时，母亲既高兴又担心，养了个儿子会变着法的玩，智商不差，总是在河边玩又怕掉到河里淹死。时间一长，还有些作难，天天钓鱼回来，哪有这么多油煮？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物资匮乏，食用油十分稀缺，每户人家每月也就二两左右食用油。老家旁边紧挨着一所小学，有时钓回来的鱼干脆送到学校食堂给老师们吃。
从小学到中学，我都是在“东方红”的歌声中起床，在“大海航行靠舵手”音乐声里放学。在学校，学习任务不重，文体活动却非常丰富，吹、拉、弹、唱，热火朝天，除去上课，其他时间自由飞翔。农忙时，到生产队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书本知识没学多少，劳动本领和文艺潜能倒是开发得不少。
入冬以后，便是农闲时节，组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成为大队、公社的工作重点，有条件的都要拉队伍。那时光，农村文化生活，除了村头的高音喇叭，就指望这支队伍能搞出点名堂乐一乐。因此，文艺人才十分吃香，我这个会吹笛子的“二肋鸡”自然成了抢手货。上高中时，一放寒假，大队、公社的干部便找上门。你还别瞧不起这份活，那可是吃香的喝辣的好差事，比今天的和尚时髦多了。刚进腊月，物色人选，寻找场地，排练节目，忙得不亦乐乎。
闹新春的主角自然是“宣传队”了。正月初一下午，我们便奔赴各个大队巡演，跟现在的送戏下乡差不多。每到一个地方，先蒸馒头吃点儿打饥，然后搭台子，掌汽油灯（舞台灯光）、化妆，一切准备就绪便吃晚饭。晚饭也不错，一桶米饭、一盆红烧肉、一盆青菜汤是基本配置，十几个人围成一圈吃的热热乎乎。
只要哪个大队的晒场锣鼓一闹场，十里八乡的社员（文革期间，村民是人民公社社员）便闻风而至，土戏台的四周围满条凳，有许多老面孔比现在的“粉丝”铁多了。每次演出，样板戏是保留曲目，《沙家浜》中“智斗”那个段子不知演了多少回，演员都麻木了，“胡传魁”那个角色嗓音像破锣，话都说不出来，还挤眉弄眼，叼着烟卷叉着腰，使劲儿晃着个大脑袋，惹得观众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出来了，还时不时的响起掌声，起哄也好，喝倒彩也好，反正大家开心比什么都好。
这样的草台戏，一个正月演下来，每个人还能结算到近二百分工，凭公社证明回生产队登记。这在当时可是不小的一笔收入，我父亲在队里可是一等劳力，一年到头，起早摸黑，也就挣三百多分工。轻轻松松，还能挣工，这样的美差，谁都愿干。所以，赋闲在家的俊男靓妹都愿意往宣传队里挤，成不了主角的哪怕跑个龙套也好。
相比时下，公社宣传队的地位可比现在的歌舞团牛多了，不仅能混到饭吃，脑袋活络一点还能逮到爱情。寒冬腊月，我们窝在生产队的蚕室里排练节目。跳舞的运动量大，穿着单衣，身上还热气直冒，个个脸色都红扑扑的。四五个人的小乐队坐在板凳上可就惨了，一个个冻得像虾米，手指都僵了。我又搓手又跺脚，笛子吹的泣不成声，那些拉二胡的哥儿们眼睛可没闲着，二胡声拉得像杀田鸡，还色迷迷地盯着舞蹈队员青春四射的胸部，喉结上下蠕动，舌头不时舔着嘴唇，伴奏的调儿都不知跑哪儿串门了，还摇头晃脑，如痴如醉。
每次演出也要到半夜才收摊，月黑风高，女演员比较胆小，都找男演员结伴同行，就是不回家，父母也习惯了，久而久之，有的便出双入对了，甚至有了成果，遇上这种情况谁也不敢吭声，宣传队的人发生了风月之事，可是生活作风问题，那还得了，开除回家是轻的，弄不好还要被挂牌游斗。挨到正月一过，演出班子一散伙，有的便迫不及待地去领结婚证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城里的学生最时髦的选择，我本来就是个“土包子”，高中毕业回老家务农是不二去处。所以，一出校门，我就扎进了“广阔天地”。为了表现自己的一颗红心，书包一放下，我就跑到生产队长那里找活干。生产队长是个“癞子”（头发因皮肤病掉得有一块没一块的），红眼皮外翻，迎风掉泪，发亮的衣袖像涂了一层鞋油，大概是擦眼泪的成绩单。自然，这个鸟样能当上队长，肯定有其过人之处，别看他人不像个咙咚，心肠却挺好，看我细皮嫩肉，也没分配我多重的活，随口说了句：“你就到晒场上帮帮忙吧。”
到晒场上帮忙，其实就是上午把出仓的谷子摊开晾晒，黄昏再把谷子收进仓，其他时间，就是和谷子一起晒太阳。有几个五大三粗的社员负责扛萝装卸谷子，然后躲在阴凉的树荫下打扑克，我们在炎炎烈日下翻晒。开始我们还没觉得有什么猫腻，本着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心态，有活计抢着干，再仗着年轻，有股子蛮力，扛稻谷的事有时也揽下了，反正是拼命拿表现，以后好发展。原以为同工同酬，等到月底翻开公分本一看傻眼了，我们的工分只是老社员的三分之一还不到。
我问记工员怎么回事？记工员说：“你们是刚从学校回来的。”
我纳闷：农村里记工分不是按工作量吗，哪还论工龄呢？我不服气，找到队长讨说法。原来记工分是按劳动力等级计算，我刚从学校回来，还没评级，所以按等外工记工，如要评上等级，就要下田干活，看实际完成的工作量再定。于是，我辞去晒场的活儿，卷起裤管下地，起早贪黑，一块田一块田地包着干。肩膀被扁担压破，肿的像馒头，用围裙包起来，手上磨起了血泡用纱手套套起来，反正就是和一等劳力比着干。
半个月下来，肩上的皮磨死了，捏着也不疼，手上的老茧也厚了，腰板也硬朗了，底气也足了，有时还和一等劳力叫板。队长看我玩命的冲头劲儿，对我也另眼相看：没想到这个耍货还能吃这样的苦。和大伙一合计，把我评上一等劳力，这相当于工厂的八级技工。从此，我扬眉吐气，不管是干什么活，哪怕坐在田头扒脚丫，都是按一等劳力记工，那日子，开心指数老高了。
十八九岁，正是青春蓬勃的年华，七八个刚从学校回来的年轻人聚在一起，有男有女，心思难免活泛，其中有个叫“凤儿”的姑娘长得甚是养眼，白皙的瓜子脸上长着一对黑葡萄似的眼睛，一米六五的个头，水蛇腰，自然本色的美艳，把几个小伙子的魂儿都勾走了，每天上工，顺路的必定从她家门前走，伸头探脑一番，八竿子打不着的，也要借故绕道她家门前。“凤儿”不到，一个个像霜打的草；“凤儿”一到，一个个神采飞扬，能说会道。我自知家庭条件差，这样的非分之想轮不到我，所以，躲在一边装清高，只有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偷偷瞄上一眼，做贼似的，心扑通扑通的瞎跳。我们中间有一个是大队长的儿子，竞争优势最强，其他人心潮再汹涌，也不敢和他争，充其量也就是插科打诨，饱饱眼福，偶尔碰到“凤儿”的小褂边子，都像打了鸡血，兴奋不已，大有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范儿。后来，大队长的儿子参军了，看到“凤儿”去送他，大家伙儿更像缩头的乌龟，不敢拢边了：破坏军婚可是掉脑袋罪。妈的，放不下也得放下，谁敢拿生命作赌注，于是，暗恋“凤儿”的家伙一个个作鸟兽散。
高考制度恢复后，我有幸跳进“龙门”，捧上了定量户口本，老家便在我渐行渐远的背影中逐步淡出，直至大红的退休本夹着我满头白发悄然而至，老家记忆便又如影随形跃然于脑海之中，那样清晰，那样温馨。
扯得有点远，随着年龄的增长，提起老家，总有总有说不完的话题，许多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在朋友聊天时，不经意蹦出来，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听。
老家，像一杯饱经时光浸泡的普洱茶，越品越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