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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林(海安):老家

2016-11-12 10:06:51      来源:江苏散文网      人气:828

   晚秋,本该是秋高气爽,心旷神怡的时节,今年却一反常态,阴雨连绵,难得见到个太阳花儿,洗澡的衣服穿在身上也软软的,不爽滑,洗脸毛巾虽用香皂搓洗,没有阳光的洗礼,闷出一股怪怪的味道,让人联想到臭脚丫。往年这个季节并不多见的台风,今年却发疯似的组团骚扰,天气预报不是橙色预警就是红色预警,难得消停,心都发霉了。

   周末,偶见阳光从云缝儿里探出脑袋,心中不免一喜:今天看来能捞个好天气,没空旅游,去老家透透气也好。父母早已离世,所谓老家就是几间破旧的老宅,由二姐在家照看。老宅虽破,却是我的一份念想,虽久不在家,浓浓的乡愁却没有丝毫的淡化。

   原来回家都是骑自行车,那时父母健在,每逢周末,都要从县城回来,陪老人家拉拉家常。近四十里的路程倒也不算远,其他不怕,就怕下雨。遇上雨天,岂一个“惨”字了得?乡村土路,下点雨泥泞不堪,别说骑车,就是推着走也难前行,走不了几步就要找个树枝或竹棒剔除轮胎和护泥板里边的泥土,否则车轮就罢工,任你怎么使劲就是不转。有时急了,干脆卷起裤管,扛着自行车走,常常不是我骑自行车,而是自行车骑我。回到家一身水一身泥,自行车往屋檐下一打,任其风吹雨淋,自己赶快换衣服,往床上一躺,累的像条死狗。

   前年,农村路网改造,老家门前那条饱经沧桑的小路也换成了四米宽的水泥路了,一向死气沉沉的穷旮旯也渐渐焕发了生机。偶尔也有小汽车嗷叫着神气活现地疾驰而过,在田里薅草的大嫂偶尔瞟一眼,哪家的娃儿又回来了?路好走了,回来的人也多了。

   二十公里的路程,汽车油门还没踩过瘾,老家门前那棵大银杏树便影绰可见。那条看门的黑狗也真神了,不知是熟悉我汽车发动机的声音还是喇叭声,早早迎候在路口,摇头摆尾,然后屁颠屁颠地跟着我走进院子,当然我也不会辜负它的期盼,把给它准备的礼物——吃剩的肉和骨头拿出来,让它大快朵颐。

   左邻右舍的发小们看到我回来,都会撂下手里的活计过来蹭烟抽,然后家长里短的扯谈。你还别说,现在的话题远比以前的高大上了。以前不是张家寡妇偷人,李家鸡子惹瘟,就是王二麻子那个鬼形,拉了几个人做起了包工头赚了不少钱,原先狗窝似的房子也换成了二层小洋楼等家常里短,丁点儿烂事能拉出来嚼半天。现在某某高官被抓,新型导弹发射,菲律宾幡然醒悟,台独分子作怪等等,国内国际,微观宏观,说得是纵横捭阖,吐沫星四溅,有些消息不知是套的谁家扁担头上的,我是一头雾水,他们却有鼻子有眼的。我只能概叹,信息社会,没有隐蔽的角落,夹肢窝有几根毛他都能说得一清二楚,全像真的。反正口无遮拦,一支烟抽完,烟消云散,拍拍屁股走人。

   进入家门,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父母敬香。父母离世十多年了,每每想起他们总觉得有好多的歉疚压在心上,敬香不仅是寄托一份怀念,也是为自己的心理减压。母亲近四十岁才养的我,那时我前面已有四个姐姐了,在父亲传承香火的愿望逐渐熄灭的时候,我的降生是意外的惊喜,父亲绝望的老脸开始有了花儿一样笑容,干活的号子也响了许多。母亲也从铁一样冰冷的脸色中解放出来,偶尔也能听到四季歌的旋律轻声哼出。我出生时刚好碰上“大跃进”,那时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他们吃糠咽菜,硬是从牙缝里把一点点米省下来熬汤给我喝,他们睡的是稻草破席,却把最温暖柔软的棉絮裹在我的身上。

   母亲曾给我讲过一件事,父亲在挑“如海河”(如皋到海安)时,整天吃红薯胡萝卜,却把政府补贴的一点点大米积攒下带回来,每天用纱布包一点放在萝卜锅里煮,然后把纱布袋捞起来,我吃米饭,其他人吃萝卜喝汤。我六七岁的时候,四个姐姐已有一个出嫁了,我吃“独食”,二姐、三姐尚能容忍,四姐可就没那么好说话了,常常趁我不注意时打劫,弄得我杀猪死的叫,父母也是责怪四姐,维护我的无理权益,现在姊妹们相遇时,常常作为笑话拿出来反刍,捧腹之余,不免感慨。

   人,真的很怪,在家久了,想出去闯闯,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个啥样;出去时间长了,又肉神不安地惦记着老家,纠结着家里的一草一木。在外千般好,可总觉得缺了点什么,这大概就是乡愁了。

   老家的条件真的不咋样,宅子年久失修,百孔千疮,夏天,蚊子苍蝇似的乱飞;冬天,北风刀子般的刺骨。好天气还能忍受,遇上雨雪天,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我已好多年没有在老家过夜了,每次回家都是早出晚归。修缮老宅,成了我最近愈发强烈心愿,有时做梦都在盘算。

   与旁人说起,也有不理解的:你一年能回来几趟,修房子干啥?忍忍算了,城里的日子多舒坦。我付之一笑,自己的小九九却是坚定不移——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这种传统思想对我还是有影响的,再说,在外这么多年,不说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破破烂烂的老窝也有损家乡奔小康的形象,让江东父老笑掉大牙,岂不有辱门庭。

   去年国庆节前夕,儿子一家子从澳洲回来看我,刚满周岁的孙子活泼可爱,口齿不清地喊着“爷爷爷爷”,亲身感受祖祖辈辈企求的儿孙满堂的幸福,心里特别的甜。我拖家带口兴高采烈地来到老家,祭拜先祖。刚入家门,饥饿难耐的蚊子便迫不及待地招呼细皮嫩肉的孙子,虽不停地驱赶仍前赴后继,一不留神,宝宝身上便鼓起了几个红包,我别提多心疼。儿媳诧异地问我儿子:“老家房子怎么这么破啊?”。草草转了一圈,一家老小屁股没焐热就逃也似的回城了。

   我多次在老婆面前发狠,就是脱裤子当,也要把老家房子建起来。老婆也笑我说,建就建呗,至于当裤子吗?老是嘴勤身子懒,顶个屁用。

   老家虽破,却承载了许多温馨的记忆。老宅后的池塘是我最喜欢转悠的地方。池塘有近十亩的面积,周围长满芦苇和杂树,池水清澈,有野鸭、柴雀、白鹭、苦鹗等各种鸟儿出没其间,环境甚是清幽,大有湿地古风。每年初,四姐都要约上左邻右舍,合伙在池塘里放了几百尾鱼苗,也不喂鱼食,池边的芦苇、丰美的水草就能让鱼儿们衣食无忧,不图买鱼赚钱,逢年过节张网捕捞,邻居们尝个鲜,野生的鱼儿和人工养殖的相比,鲜美程度不可同日而语。

   钓鱼是我童年的最爱。记得还在穿开裆裤子的时候,我就喜欢跟在大人后面,抗着个竹竿蹲河坎。我的渔具十分简单,鱼竿是后园的竹子,鱼线是母亲纳鞋底的棉线,鱼漂是高粱穗茎,鱼钩是用缝衣针放在煤油灯上烧红,然后用筷子压弯,再放到水碗里淬火而成,鱼食是在厨房下水口挖的红蚯蚓。

   小河池塘很多,鱼儿也很多,捏一个糠团扔进河里,一会功夫,便有细细密密的鱼泡泛起,穿一条蚯蚓放进预先打下的鱼窝,还没等鱼钩沉底,便有鱼儿抢食,猛一提杆,便有一条大鲫鱼划一道弧线,“啪”的一声摔在河帮,不一会儿,便有十来条鱼儿进入鱼护子。开始学钓鱼时,母亲既高兴又担心,养了个儿子会变着法的玩,智商不差,总是在河边玩又怕掉到河里淹死。时间一长,还有些作难,天天钓鱼回来,哪有这么多油煮?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物资匮乏,食用油十分稀缺,每户人家每月也就二两左右食用油。老家旁边紧挨着一所小学,有时钓回来的鱼干脆送到学校食堂给老师们吃。

   从小学到中学,我都是在“东方红”的歌声中起床,在“大海航行靠舵手”音乐声里放学。在学校,学习任务不重,文体活动却非常丰富,吹、拉、弹、唱,热火朝天,除去上课,其他时间自由飞翔。农忙时,到生产队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书本知识没学多少,劳动本领和文艺潜能倒是开发得不少。

   入冬以后,便是农闲时节,组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成为大队、公社的工作重点,有条件的都要拉队伍。那时光,农村文化生活,除了村头的高音喇叭,就指望这支队伍能搞出点名堂乐一乐。因此,文艺人才十分吃香,我这个会吹笛子的“二肋鸡”自然成了抢手货。上高中时,一放寒假,大队、公社的干部便找上门。你还别瞧不起这份活,那可是吃香的喝辣的好差事,比今天的和尚时髦多了。刚进腊月,物色人选,寻找场地,排练节目,忙得不亦乐乎。

   闹新春的主角自然是“宣传队”了。正月初一下午,我们便奔赴各个大队巡演,跟现在的送戏下乡差不多。每到一个地方,先蒸馒头吃点儿打饥,然后搭台子,掌汽油灯(舞台灯光)、化妆,一切准备就绪便吃晚饭。晚饭也不错,一桶米饭、一盆红烧肉、一盆青菜汤是基本配置,十几个人围成一圈吃的热热乎乎。

   只要哪个大队的晒场锣鼓一闹场,十里八乡的社员(文革期间,村民是人民公社社员)便闻风而至,土戏台的四周围满条凳,有许多老面孔比现在的“粉丝”铁多了。每次演出,样板戏是保留曲目,《沙家浜》中“智斗”那个段子不知演了多少回,演员都麻木了,“胡传魁”那个角色嗓音像破锣,话都说不出来,还挤眉弄眼,叼着烟卷叉着腰,使劲儿晃着个大脑袋,惹得观众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出来了,还时不时的响起掌声,起哄也好,喝倒彩也好,反正大家开心比什么都好。

   这样的草台戏,一个正月演下来,每个人还能结算到近二百分工,凭公社证明回生产队登记。这在当时可是不小的一笔收入,我父亲在队里可是一等劳力,一年到头,起早摸黑,也就挣三百多分工。轻轻松松,还能挣工,这样的美差,谁都愿干。所以,赋闲在家的俊男靓妹都愿意往宣传队里挤,成不了主角的哪怕跑个龙套也好。

   相比时下,公社宣传队的地位可比现在的歌舞团牛多了,不仅能混到饭吃,脑袋活络一点还能逮到爱情。寒冬腊月,我们窝在生产队的蚕室里排练节目。跳舞的运动量大,穿着单衣,身上还热气直冒,个个脸色都红扑扑的。四五个人的小乐队坐在板凳上可就惨了,一个个冻得像虾米,手指都僵了。我又搓手又跺脚,笛子吹的泣不成声,那些拉二胡的哥儿们眼睛可没闲着,二胡声拉得像杀田鸡,还色迷迷地盯着舞蹈队员青春四射的胸部,喉结上下蠕动,舌头不时舔着嘴唇,伴奏的调儿都不知跑哪儿串门了,还摇头晃脑,如痴如醉。

   每次演出也要到半夜才收摊,月黑风高,女演员比较胆小,都找男演员结伴同行,就是不回家,父母也习惯了,久而久之,有的便出双入对了,甚至有了成果,遇上这种情况谁也不敢吭声,宣传队的人发生了风月之事,可是生活作风问题,那还得了,开除回家是轻的,弄不好还要被挂牌游斗。挨到正月一过,演出班子一散伙,有的便迫不及待地去领结婚证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城里的学生最时髦的选择,我本来就是个“土包子”,高中毕业回老家务农是不二去处。所以,一出校门,我就扎进了“广阔天地”。为了表现自己的一颗红心,书包一放下,我就跑到生产队长那里找活干。生产队长是个“癞子”(头发因皮肤病掉得有一块没一块的),红眼皮外翻,迎风掉泪,发亮的衣袖像涂了一层鞋油,大概是擦眼泪的成绩单。自然,这个鸟样能当上队长,肯定有其过人之处,别看他人不像个咙咚,心肠却挺好,看我细皮嫩肉,也没分配我多重的活,随口说了句:“你就到晒场上帮帮忙吧。”

   到晒场上帮忙,其实就是上午把出仓的谷子摊开晾晒,黄昏再把谷子收进仓,其他时间,就是和谷子一起晒太阳。有几个五大三粗的社员负责扛萝装卸谷子,然后躲在阴凉的树荫下打扑克,我们在炎炎烈日下翻晒。开始我们还没觉得有什么猫腻,本着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心态,有活计抢着干,再仗着年轻,有股子蛮力,扛稻谷的事有时也揽下了,反正是拼命拿表现,以后好发展。原以为同工同酬,等到月底翻开公分本一看傻眼了,我们的工分只是老社员的三分之一还不到。

   我问记工员怎么回事?记工员说:“你们是刚从学校回来的。”

   我纳闷:农村里记工分不是按工作量吗,哪还论工龄呢?我不服气,找到队长讨说法。原来记工分是按劳动力等级计算,我刚从学校回来,还没评级,所以按等外工记工,如要评上等级,就要下田干活,看实际完成的工作量再定。于是,我辞去晒场的活儿,卷起裤管下地,起早贪黑,一块田一块田地包着干。肩膀被扁担压破,肿的像馒头,用围裙包起来,手上磨起了血泡用纱手套套起来,反正就是和一等劳力比着干。

   半个月下来,肩上的皮磨死了,捏着也不疼,手上的老茧也厚了,腰板也硬朗了,底气也足了,有时还和一等劳力叫板。队长看我玩命的冲头劲儿,对我也另眼相看:没想到这个耍货还能吃这样的苦。和大伙一合计,把我评上一等劳力,这相当于工厂的八级技工。从此,我扬眉吐气,不管是干什么活,哪怕坐在田头扒脚丫,都是按一等劳力记工,那日子,开心指数老高了。

   十八九岁,正是青春蓬勃的年华,七八个刚从学校回来的年轻人聚在一起,有男有女,心思难免活泛,其中有个叫“凤儿”的姑娘长得甚是养眼,白皙的瓜子脸上长着一对黑葡萄似的眼睛,一米六五的个头,水蛇腰,自然本色的美艳,把几个小伙子的魂儿都勾走了,每天上工,顺路的必定从她家门前走,伸头探脑一番,八竿子打不着的,也要借故绕道她家门前。“凤儿”不到,一个个像霜打的草;“凤儿”一到,一个个神采飞扬,能说会道。我自知家庭条件差,这样的非分之想轮不到我,所以,躲在一边装清高,只有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偷偷瞄上一眼,做贼似的,心扑通扑通的瞎跳。我们中间有一个是大队长的儿子,竞争优势最强,其他人心潮再汹涌,也不敢和他争,充其量也就是插科打诨,饱饱眼福,偶尔碰到“凤儿”的小褂边子,都像打了鸡血,兴奋不已,大有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范儿。后来,大队长的儿子参军了,看到“凤儿”去送他,大家伙儿更像缩头的乌龟,不敢拢边了:破坏军婚可是掉脑袋罪。妈的,放不下也得放下,谁敢拿生命作赌注,于是,暗恋“凤儿”的家伙一个个作鸟兽散。

   高考制度恢复后,我有幸跳进“龙门”,捧上了定量户口本,老家便在我渐行渐远的背影中逐步淡出,直至大红的退休本夹着我满头白发悄然而至,老家记忆便又如影随形跃然于脑海之中,那样清晰,那样温馨。

   扯得有点远,随着年龄的增长,提起老家,总有总有说不完的话题,许多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在朋友聊天时,不经意蹦出来,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听。

   老家,像一杯饱经时光浸泡的普洱茶,越品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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