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史的角度，以“地籍”命名文学流派古已有之，像“公安”、“竟陵”、“桐城”等等莫不如此。我们常常说“乡党”，因“乡”而“群”而“党”在中国文化中亦有传统，一直到现代的新文化运动，陈独秀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仍然是以皖籍知识人为主体的。从地域和作家成长的角度，可能确实存在某些人杰地灵、文风盛炽的地方。在这里，地方鼓励、文人激发，崇文成为一种传统和风气，以至于催生、孕育、绵延出作家群体和文学流派。
以“地籍”命名文学流派的基本前提是先有“作家”然后才有“流派”。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浙东地区、江苏的苏州等等地方都作家辈出，但都没有像“里下河文学流派”这样大张旗鼓地去命名、推进、培育和再生。如果确实存在“里下河文学流派”，从文学史的角度，我认为是带有追认意味，即我说的“传统再造”。“里下河”不是传统意义狭隘的“地籍”，从更宽泛的意义讲，扬州的高邮和泰州的兴化，甚至周边的海安、东台、宝应、姜堰等同属于一个大的“里下河”地区。虽然我们现在意识到作为施耐庵、郑板桥、宗臣、刘熙载、汪曾祺、毕飞宇等的故乡或仕游之地，“里下河”早就应该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地标。但不可否认，“里下河文学流派”作为近年来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被提出来是和“里下河”地区兴化籍的毕飞宇在全国有了相当高的知名度有关。人们关注毕飞宇的《平原》《玉米》《地球上的王家庄》，关注楚水和王家庄这些“文学地方”和他故乡“里下河”地区的关系，“里下河”俨然成为毕飞宇个人“福克纳”意义上“邮票大的地方”。“里下河文学流派”一定意义上是从毕飞宇往“前后左右”看而被“重新发现”的“文学传统”。所谓“前”，指“里下河”地区文脉悠远，“里下河”是施耐庵、郑板桥、刘熙载、汪曾祺、高行健、曹文轩等的“里下河”，另外丁帆、朱晓进、何永康、王尧、汪政、吴义勤、费振钟、王干虽然比毕飞宇出道早，但因为他们的批评家身份，以前很少有人把他们和“里下河”文学勾连起来研究；所谓“后”，是在毕飞宇之后，像鲁敏、丁捷、庞羽、周卫彬、周端端等“里下河”作家持续不断地出现；而“左右”，则是和毕飞宇差不多同时的刘仁前、鲁羊、朱辉、朱文、罗望子、庞余亮、楚尘等在全国有影响作家一齐涌现出来（“里下河”地区诗人，叶橹教授有专文讨论）。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来，就是我们考察“地籍”（或者更大一点的“地域”和“地缘”）和“文学流派”的关系不能完全囿于地理版图划分边界。以“地籍”命名文学流派肯定存在“核心”和“辐射”地域，观察“里下河文学流派”当然应该考虑到它的文学辐射的扇面。因而，未来研究“里下河文学流派”应该从“地籍”身份的识别转向“文学”身份的识别，亦即追问什么是“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文学精神气质？而不是表面的风景、方言、风俗等简单标识的提取。风景、方言和风俗等固然是识别“地籍”文学流派的指标，但更根本的还是一群作家所共同“制造”出的有鲜明地方性的文学气质和审美风尚。当然，文学的“传统再造”离不开更辽阔的“文化”，研究“里下河文学流派”一定要深入考察其扎根的文化腹地。“里下河”地区不仅仅笼统地作为中国文化的南北交汇之地有其南北杂交的文化样态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落实到具体地方，泰州学派、中国古代以扬州为中心的市民文化、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文人文化等等都会成为“里下河”文学重要的写作传统和写作资源。因而，“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传统再造要有比文学传统更辽阔的文化传统再造的宏大视野和雄心。
这些年，“里下河文学流派”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但如果我们认真地思考一下，我认为如果这个流派真的存在，它的与众不同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从里下河这个“地方”走出过汪曾祺、高行健、曹文轩、鲁敏、毕飞宇等“著名”作家，而是数量可观的“文学无名者”——大量的普通人成为自觉的写作者，有着各自职业的所谓“业余作者”。而在当下整个中国文学生态中，我需要正视的恰恰是这些“业余”的地方性写作者之于其个人的精神建构，之于地方文化建设，之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格局的意义。从今天的文学资源分配的角度，围绕着刊物、大学、文学活动、作家、书店、影剧院等，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占据着绝对的文学资源优势。而县城及其以下广阔的农村文学资源明显处在一种劣势。就是在这样的资源不占优势的苏中里下河地区能够有一个群体性的作家队伍存在委实不易。正因为如此也值得我们仔细探究。应该说，新时期文学初期，县城及其以下的农村聚集了相当多的优秀作家，这当然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导致文学人才的下移有关系。我们也应该看到，新时期初期，县城文化馆、群艺馆、工人文化馆等“文化单位”在基层作家成长过程中所提供的物质和精神的支持。我在农村做文学生态调查时，许多老一点的基层作者都回忆起1980年代县城文化单位组织的频繁的文学活动。而现在农村文学生活的萎缩和文学人才成长环境的荒漠化使写作者在基层很难坚持持续的写作，即使个别作家脱颖而出，一旦有了一定的名气也纷纷脱乡入城。文学资源的分配不平衡，文学写作者的普遍上移，将会使整个基层文学生态进一步恶化。从这种意义上说，“里下河文学流派”最需要研究的恰恰是地方文化滋养、作者相互激励，政府参与支持导致了本土写作者大量涌现。进而我们也应该思考对类似的“里下河文学流派”进一步给予怎样的政策、财政和精神上的支持，使地方本土作家群在地方文化建设和文化传承中发挥独特的作用。每一个写作者从学徒期开始肯定或多或少都有过更大范围被知道，甚至被文学史经典化的雄心，但文学史是吝啬、甚至残酷的，具体到一城一乡某一个“邮票大”的地方，无数写作者成为大师巨匠群星璀璨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事实上却是，如果我们做一个广泛的田野调查，几乎每一个无论多么小的地方都聚集了默默写作的——地方上文名甚著，而更大范围却是“无名”的地方性作家。从大的文学史来说，这些“无名”的文学写作者，如果不通过一定的方式展示和呈现，是极容易被忽略和湮没的。
如果这种方式真的如其所愿，无疑这种文学的地方形象建构有着重要的样本和示范意义。
今天当我们提出“里下河文学流派”不应该只是在文学内部封闭的命名和“传统再造”，而且应该是主动积极的“文学空间的生产”。当下中国城市和乡村、大城市和小城市、中心城市和边远城市之间文学资源的不平衡就像勒菲弗在《资产阶级与空间》中指出的巴黎和周边地区的矛盾，“这座首都把一切都向自身吸纳：人口、财富。这是一个决策和舆论的中心。在巴黎周围，分布着一些从属性的、被等级化的空间，这些空间同时被巴黎统治着、剥削着。帝国主义的法兰西丧失了它的殖民地，却又建立了一种内部的新殖民主义。”事实上，类似文学空间的“殖民”和“被殖民”在当下的中国是一个客观存在。以江苏为例，南京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地位早已经不只是江苏文学的重镇，而是北京、上海之外的中国当代文学“第三城”。而苏州以其丰瞻的文学传统和现实一直和南京存在着竞争，如果苏州基于“地籍”将苏童、叶兆言、王啸峰等客居南京的作家纳入到自己的文学空间生产，苏州在江苏乃至全国的文学地位自然会举足轻重。因此，泰州提出“里下河文学流派”这个超出行政区划的“文学空间”概念无疑是一次成功的“文学空间的再生产”。在完成了“空间生产”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群体由于众多独立个体对于一个共同目标的忠诚而得以维系起来，而不是通过很多观念融合到单一的思想方式”，“里下河文学流派”这个概念能不能成立且可持续，在完成了传统再造之后，依靠的应该是成名的作家特别是“在乡”的“业余”作家的“忠诚”。极端地说，从流派样态看，“业余”作家对文学的忠诚是“里下河文学流派”区别于其他文学流派的一个重要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