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舫，女，文艺学博士，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曾多次担任鲁迅文学奖评委，已发表文学作品数百万字。
冷峻的风，从黑黢黢的空中刮过，沿着犬牙交错的高耸檐廊，掠过清凌凌的湖面，悄然降落在夜的深处。
这是公元1492年的秋风。
这一年，在中国是弘治五年，大明王朝经历了奸佞当道、万马齐喑的成化一朝，抖落了一路的风尘，舔舐着满身的伤口，正在喘息着，低徊着，观望着，等待期许久已的辉煌。他们也许并不知道，令人兴奋的弘治中兴即将到来，因为一个少年的诞生，这些年、这些事，注定被写入厚厚的史册。
这个叫做朱祐樘的皇帝已经二十二岁了。五年前，在位二十三年的父亲驾鹤西归，老皇帝给他了留下一个糟糕无比的烂摊子。国丧之后，不到十七岁的少年朱祐樘无奈地扛起了大明王朝这副沉甸甸的江山。他即位初期便遭遇天灾人祸，黄河发大水，陕西闹地震;五年过去了，天灾人祸依然不断，广西古田壮族农民起义，贵州都匀苗民起义，件件都是麻烦事。
他是明朝十六个皇帝中的第九个，大明王朝的国运刚刚行进到半程，便已千疮百孔。未来，在岁月的古井里，静静地等候着他，像等候着一个力挽狂澜的巨人。很多年以后，历史，这个慈祥严厉又睿智的老人给了他一个赞许的称号：明孝宗，而这少年确实不曾辜负过他肩负这个江山。他宽厚仁慈、勤于政事、励精图治，一次次为濒危的王朝扭转乾坤。这一年，他又要出场了。
秋，早已在不知不觉间来临。夜幕四合，夜凉如水，空落落的树林里寂静无声，倦鸟早已归巢，鼎沸的人声随着坠落的夕阳消失在黯淡的夜色里。草地上一些新黄代替了旧绿，枯叶捧着薄薄的露水，静静地散发着潮湿的气息。银杏树小扇子般张开的叶子开始由翠绿转成金黄，在夜色中熠熠发光，随即飘然四散，铺就了一地灿烂的碎金。
这是一个平平常常的秋天。夜将要走到尽头，黑而且凉。启明星那如水波跳跃的音符，如常般照亮着无数后来者的征程。在地球的另一端，欧洲的史官谨慎地记录下这个日子——1492年10月12日。
两个多月前的8月3日，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带着87名水手，驾驶着“圣马利亚”号、“平特”号、“宁雅”号三艘帆船，离开了西班牙的巴罗斯港，开始远航。
海上的生活沉闷单调，水天茫茫，无垠无际。过了一周又一周，水手们沉不住气了，吵着要返航。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旅途中，哥伦布率领三艘帆船，经过两个多月的航行，前方仍然是漫长的黑暗。
10月11日，哥伦布看见海上漂来一根芦苇，他高兴得跳了起来!有芦苇，就说明附近有陆地!果然，这天夜里10点多，他们发现了前面有隐隐的火光。第二天拂晓，水手们终于看到了一片黑压压的陆地，全船发出了欢呼声。
哥伦布开心极了。那时候，充满迷信色彩的欧洲，大多数人认为地球是一个扁圆的大盘子，认为海洋的尽头有魔鬼守侯著，再往前航行，就会到达地球的边缘，帆船就会掉进深渊。然而，只有哥伦布坚信，海洋的尽头是一片新土地。现在，他终于用事实证明了那些传说的虚妄不经。
1492年的天空布满钢铁般的倒刺，一个伟大的时代等待着云开雾散。月牙从一团淡淡的云层后透出氤氲的白光，雾气不知不觉地包围过来 ，像一枚枚急驰的子弹，在海面上、在每个人的身上铸就了一层冰凉而透明的盔甲。
此时此刻，哥伦布的内心洋溢着难以言表的喜悦，因为他坚信自己已经到达了亚洲的东部沿海，坚信自己不久就可踏上梦寐以求的黄金之路——中国。
哥伦布出生于意大利的热那亚。他从小最爱读《马可·波罗游记》，从那里得知，中国、印度这些东方国家十分富有，简直是“黄金遍地，香料盈野”，只要坐船向西航行，东方的财富就唾手可得。于是便幻想着能够远游，去那诱人的东方世界。
这其实是一次横渡大西洋的壮举。在这之前，谁都没有横渡过大西洋，不知道前面是什么地方。
哥伦布也不知道。他努力控制住自己激动的情绪，站在船头，目光越过茫茫的海面，投向远方的海岸线。
他在寻找什么？
一座城市，一座马可·波罗所说的世界上最为雄伟、壮丽的城市——天城。找到了这座城市，就找到了传说中的中国!“天城，在哪里？”哥伦布自问。他满怀憧憬，甚至想象自己跨越天城里成千上万座石桥去见中国皇帝的场面……此时此刻，他浮想联翩，他不知道这座城市在哪里，在中国政治与文化中的地位，不知道它在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分量——那个时代，西方对中国了解得太少太少了。他不知道这里的百姓长什么样子，说什么语言，如何作息劳动，他不知道自己将面对什么，将看到什么，他不知道的还有很多很多。他不知道，是的，他一定不会知道，这座“天城”的中文名字就是——
杭州。
然而，哥伦布错了。
10月12日，哥伦布带领三艘帆船，终于踏上了新大陆。他认为，这毫无疑问是他找寻已久的亚洲。但是，他错了，这是美洲。那时的人们根本不知道在欧洲与亚洲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美洲——哥伦布更是压根儿连想都没想到过。
不需要再讨论——究竟是人找到了世界，还是世界找到了人。哪里有比这更亘古的传说、更痴迷的寻觅？哪里有比镌刻在人们心头更永久的伫望？苍茫的大海上，哥伦布播撒的种子已化作满天繁星，可是，怀揣着梦想的欧洲，同着四处寻找这梦想的哥伦布，又一次失望地发现，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中的那个遥远的中国、那个遥远的天城，仍然是一个无比遥远的梦。
天城—杭州，几乎是可以认定是唯一曾经无数次托梦给西方、让整个欧洲为之迷醉的中国城市。
史学家从残存的史料推测，西方人将杭州称为天城，源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谚语，口口相传中的天堂，毫无疑问就在中国。
可是——杭州，在哪里;天城，在哪里？
中国，又在哪里？
中国与欧洲，分别位于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相距遥远，中间还有崇山峻岭、江河湖海、戈壁沙漠。公元前6世纪，在地中海地区诞生了辉煌的古代希腊文明。至少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所产的丝绸、茶叶已经远销到古代希腊文明的中心——雅典。尽管如此，以希腊为中心的西方，仍然对中国文明一无所知，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坚信居住在世界最东方的居民就是印度人。
公元前2世纪后期，西方人通过横贯中亚的陆上“丝绸之路”获悉，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盛产丝绸的民族“赛里斯”;公元1世纪中期，西方人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得知东方有一个被称为“秦尼”的国家。最初，他们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古希腊科学家拖勒密的《地理学》则支持了这种误判。在他的著作中，托勒密言之凿凿地写道：
托勒密对于中国的论述，长期影响了欧洲。就在整个欧洲为托勒密所误导、在一片黑暗知识的黯淡背景中屡屡冲破迷雾努力寻找中国的时候，有且只有一个名字，在他们的梦想中从未动摇，那就是作为“人间天堂”的“天城”杭州。
秦朝设县治，隋朝筑城郭，吴越建王城，南宋立国都，往事和传奇在数千年的日日夜夜中流转，层层叠叠积淀在这片土地上，累积在这座古城里。光阴像一只又一只惊慌失措的鸟，箭一般地飞向高空;然而，大地和古城却神态自若，列祖列宗在这里繁衍生息，子子孙孙在这里绵延赓续——这是一群人的力量，也是一座城的力量;这是一群人的魔法，更是一座城的魔法。
找到了杭州，就找到了中国，就找到了天堂。
西方寻找天城的行动轰轰烈烈，找到天城的故事却是悄无声息——
十三世纪中期，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的一名随从鲁布鲁克从君士坦丁堡出发，横穿黑海，在克里米亚半岛上岸，一路东行，经过俄罗斯南部草原，进入蒙古高原，终于抵达中国。中国文化令他啧啧称奇，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们用一把像漆匠用的刷子写字;他们在一个方块里写几个字母，这就形成一个字。”他试图继续向南方行进，找到长生不老的“蓬莱仙境”，然而，他失败了，但值得庆幸的是，他第一次将杭州的信息带到了欧洲，这些信息间或道听途说、真真假假，间或模糊不堪、以讹传讹，比如他说，中国有一座城市，城墙是用白银砌的，城楼是用黄金造的，而这座城市，就是古希腊和古罗马传说中的那个以丝绸著称的“赛里斯”。
半个多世纪后，一名意大利的传教士鄂多立克离开他的家乡诺瓦，从波斯湾乘船前往印度，又从印度经海路抵达中国，最后经过广州、泉州、福州最终到达杭州。此后，他沿着大运河来到北京，出河西走廊，沿着陆路“丝绸之路”到达西亚，最后返回故乡。他的身体在长途旅行中累垮了。去世前，他在病榻上将沿途所见所闻记录成书，不吝用最美的语言描述杭州：“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确实大到我不敢谈它。它四周足有百里，其中无寸地不住满人……城开十二座大门”“城市位于静水的礁石上，像威尼斯一样有运河，它有一万二千多座桥”“男人非常英俊，肤色苍白，有长而稀疏的胡须;至于女人，她们是世上最美者”。
1338年，居住在法国南部阿维尼翁的教皇派出一个使团来到中国，其中一个成员马黎诺以非凡的热情记录了杭州：“中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国土最为辽阔，人民最为幸福。此国有一个著名的城市，名为杭州”，“此城最美、最大、最富，在现在世界上的所有城市中，它是最为神奇、最为富贵、最为壮观的城市。没有见过此城的人，都认为难以简直难以相信，还以为讲述者在说谎。”
16世纪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这个被大学者李贽赞誉为“到中国十万余里”“凡我国书籍无不读”的虔诚教徒，着手绘制很多种影响了整个世界的中文世界地图，“明昼夜长短之故，可以契历算之纲;察夷折因之殊，因以识山河之孕”，利玛窦将其中最重要的一幅命名为《坤舆万国全图》，作为呈献给中国皇帝的礼品。在这幅气势磅礴的地图，杭州相当准确地被标注在北纬30°的位置。
16世纪始，从大西洋绕过非洲通往东方的新航路被开辟出来，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来到中国东南沿海，他们逐渐认识了中国，认识了杭州。在近代西方工业化以前，以丝绸、茶叶为代表的产品在国际市场具有相当的诱惑和竞争，这是中国文明辉煌的一页，也是世界近代文明的开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此时的中国开始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严守明太祖“寸板不许下海”的禁令。更多深怀遗憾远眺这块神奇大陆的人，却从未有缘踏进中国，遑论杭州？他们在内心发出无限的感喟：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国家，但为什么就是不愿打开国门拥抱世界呢？
1574年，意大利传教士范礼安描述“中国是个秩序井然的高贵而伟大的王国，相信这样一个聪隽勤劳的民族绝不会将使用其他语言和文化的朋友拒之门外。”但是，事实让他感伤。他远渡日本，遥望中国，大声呼喊：
“岩石，岩石!汝何时得开!”
一去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神州？
几场大雨之后，又一轮酷热卷土重来，那种秋雨霏霏、野草疯长的湿漉漉的日子已经很遥远，很朦胧，风干的往事因潮湿重新舒展开来——岁月是那么短，思念却总是那么长。
摩肩接踵的人潮、美丽的湖光水色，逶迤苍茫的群山，是人间的海市蜃楼，是天堂的红尘景象，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八千年前，跨湖桥人凭借一叶飘摇风浪的小舟、一双满是厚茧子的大手，创造了璀璨的跨湖桥文化，浙江文明史从此上推一千年。五千年前，良渚人在“美丽洲”繁衍生息，耕耘治玉，修建了中华第一城，创造了被誉为中华第一城的灿烂的良渚文化。而今，这座有着八千年文明史、五千年建城史的天城，骄傲地向着生命的晨曦、向着饱满的成熟走去，她的目光星辉聚敛，她的身姿摇曳生香，她的的脚步坚毅稳健。明朝田汝成编纂的《西湖游览志余》记载：“自六蜚驻跸，日益繁艳，湖上屋宇连接，不减城中，其盛可想矣。”东南形胜，三吴都会，端的是钱塘自古繁华，端的是天城长盛不衰!
数千年来，这座叫做天城的古城，傲岸地俯视着接踵而至的拓荒者、朝拜者、淘金者、筑梦者、远征者，他们兴师动众而来，兴师动众而去。在朝圣的故事里，杭州是——有无数个前世、却是唯一可以今夜枕梦的城市。在游子的梦呓中，杭州是——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绿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在乡朋的宴席上，杭州是——为我踟蹰停酒盏，与君约略说杭州;山名天竺堆青黛，湖号钱塘泻绿油。在远方的客人不辞万里的驱驰中，杭州是——一叶扁舟泛海涯崖，三年水路到中华;心如秋水常涵月，身若菩提那有花。
时间行进到20世纪三十年代，在遥远的不列颠群岛，年届不惑的英国生物化学家、科学技术史家约瑟夫·特伦斯·蒙特格马瑞·尼哈姆挽着他相交至深的中国女友沿着冰封的泰晤士河边散步，他在日记本上用中文歪歪扭扭地写下了她的名字——“鲁桂珍”。李约瑟端详自己的杰作，发誓道：“我必须学习这种语言。”接着，鲁桂珍为他取了个中文名字——李约瑟。
此后，这个有着中国名字的英国人由衷地对中国产生了兴趣，最后难以自拔地爱上了中国。出于对社会主义和中国的认知，李约瑟在激烈的反战情绪影响下，开始了他的中国研究。他在集中精力完成第二本著作——被称为“继达尔文之后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物学著作之一”的《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学》的同时，给英国的报刊写文章，到伦敦参加游行，并出版小册子，支持中国人民。1942年，李约瑟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来到中国，支援抗战中的中国科学事业。他访问了300多个文化教育科学机构，接触了上千位中国学术界的著名人士，行程遍及中国的十多个省。李约瑟认为，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远超过所有其他国家，但是，所得到的承认却远远不够。
1948年5月15日，李约瑟正式向剑桥大学出版社递交了《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秘密”写作、出版计划。他提出，这本一卷的书面向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只要他们对科学史、科学思想和技术感兴趣;这是一部关于文明的通史，尤其关注亚洲和欧洲的比较发展;此书包括中国科学史和所有的科学与文明是如何发展的两个层面，由此，不仅提出著名的“李约瑟之问”，而且做出更杰出的“李约瑟之答”：“如果真正要说具有历史价值的文明的话，那么，光荣应该属于中国。”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培根说过，黄金时代在我们面前，而不是身后。年轻的李约瑟一定未曾料到，这部卷帙浩荡的著作，不仅是中英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是世界文化互鉴的一个生动诠释，更是世界文明在交流、交融、交锋中走向黄金时代的伟大见证。
李约瑟用这部著作科学地证明了，中国的文明不仅是东方文明的典范，更应该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中国的光荣不仅属于中国，更应该属于全世界。1992年，为奖励李约瑟对于世界科技和世界文明的贡献，英国女王更授予他国家的最高荣誉——荣誉同伴者勋衔，这是比爵士更为崇高的勋号。
让我们随着时间前溯五个世纪，回到公元1492年。这一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由此开始了欧洲的大航海时代，推动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这一年，一个叫做朱祐樘的少年迅速地成熟了，他的面庞依然稚气，他的内心却已无比强大。他在紫禁城漫步，沉思;回首，远望。年轻的皇帝，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努力尽毕生之力，推动沉重的王朝、肩负古老的中国，让她重新萌发生机，充满朝气地向前奔跑。
这是一个平平常常的秋天。夜将要走到尽头，黑而且凉。启明星那如水波跳跃的音符，如常般照亮着无数后来者的征程。
御史官铺展书卷，焚香研墨，谨慎地写下这一年的大事——明孝宗更新庶政，言路大开，凡是明宪宗亲信的佞幸之臣一律斥逐。孝宗嘉纳内阁大学士丘浚雅言，收集整理天下遗书。孝宗加总兵官，给总兵长印关防。刑部尚书彭韶等奏请问刑条例之裁定，孝宗从之。吏部尚书王恕提议停纳粟例，以免贪财害民之事由是而生，孝宗停之。洪武盐法渐坏，权贵专擅盐利，官商勾结，孝宗改开中纳米为纳银。吏部主事蔡清上言曰，贤者必用，不肖者必去，功必赏，罪必罚，此乃纪纲之大要，孝宗准奏……于是吏部尚书万安、礼部侍郎李孜省、僧人继晓等，或杀、或贬，或逐出京师;获罪较轻的或贬官放逐、或流放边地、或孝陵司香。大量起用正直贤能之士。同时，更定律制，复议盐法，革废一应弊政。
这一年的天城，正在数不清的困厄中挣扎。杭州府志载：杭州春二月，大旱;夏六月，大风雨，西山水发，大雨害稼;冬十一月、十二月，又大水，城墙崩坏，街市可乘舟而行。与此同时，仁和县虎灾数年，民饥而难。少年皇帝悯恤众生，赈济灾民，安抚百姓，并着令杭州府免征一年税粮，百姓终于得以喘息，安生。
一时间，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百姓富裕，朝野称颂。
英国计量经济学家麦迪森在其出版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世界经济千年史》为这个值得回味的时代开列了一串长长的数字：公元1600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GDP的29.2%，而在同样的时期，欧洲各国的情况分别是：法国4.7、意大利4.3、德国3.8、英国1.8。无独有偶，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在他的著作《大分流：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提出：何以中国尤其是江南的富庶一度为世界所忽视？他用比较的方法得出的结论令人深思：中国文明一直保持在世界领先位置，它内心的活力恰是这种文明样式赓续绵延的动力，如何让这种动力成为世界文明继续前行的力量，这需要骄傲的西方反思。
拿破仑征战沙场数十年，创造了无数军政奇迹与文化辉煌。回顾自己的一生，他意味深长地说，世上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