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王干的熟识，缘于我对文学的热衷，我在1984年第8期《鸭绿江》上发表了一首诗歌，引起他对我的注意，其时王干还工作在高邮党史办，有次我在原县政府大院遇上他，他邀我到他的所在的政府大院东小平房小院内的办公室小坐过，还有次他到我所在的原横泾乡政府公干，特地到我工作的文化站宿舍看看。两次单独的接触，虽都很短暂，但留给我的印象实在深刻，他很认真地跟我说过，你不适合写诗，你工作和生活在农村基层，最适合写小说，生活是你创作的最好素材，也是你最好的老师。我记住了他的话，并开始身体力行。那个时候他的文学评论作品已在国家级权威刊物上频出，大有高邮已经留不住他的气象。由此可见王干算是个虚怀若谷的文人。
1986年4月底，高邮县文联成立的首届文代会上，他是秘书处文学协会的召集人，他比我大了几岁，我尊称他为王老师，我请求他，为我写的刊发在自办小报《乡风》上的两篇总题《乡村旧事》小小说习作写个评论，他没有推辞。文代会一结束，他就把一则短评寄给了我，全文仅500字，写在300个方格的稿纸上，也足有两页，短评保持着他贯有的语言风格，出手不凡，我把这篇短评放置在1986年第四期《乡风》文学小报头题上，看文题，在当年的文学评论中就很新潮和时尚，《寻“根”的端倪——〈乡村琐事〉一议》。照录如下：
《乡村琐事》在《乡风》才登出了两篇，对此作些议论似乎并不是时候，但好在本文不是鸿篇大论，谈谈一点看法倒也无访，聊供《乡风》社内外朋友参考。
《乡村琐事》里的《瘸爷》和《老爸爸》，不是去图解某项政策和指示，也不是去表现某种离奇的故事，它很平淡，平淡得近乎生活原始状态。瘸爷、老爸爸都是作者身边的人物，他们身上散泛着里下河地区独有的文化气息，呈现了浓郁的地域色彩，由此去剖析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我们面临的将是一个十分丰富的空间，虽然小说在展现氛围的整体考虑不够。尤其是对群体意识的挖掘和表现只是点到而已，（版面的狭窄使之受到极大的限制和拘束），但《乡村琐事》所透露出来的艺术追求是与当前的文艺思潮中的寻“根”趋向相契合的。这样，《乡风》就不会因地区偏僻而陷入某种陈旧的文学观念的程式，，这说明作者、编者是关心、研究整个文学创作的大趋势的。
我不忍心浪费《乡风》十分金贵的版面，尽管我知道这篇短文也会象《乡村琐事》一样因版面的限制而显得局促和浮泛，但在指出这一“端倪”之后，不妨省去长篇的论述过程而直奔旨意：乡，不仅仅是“土”，更不是“俗”，乡风，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表现地域文化的文学，前景是非常乐观的。
王干老师还在信末附言，认为我的小说比诗写得好。并真诚地提示，乡风栏下宜注“内部交流刊物”，上面有人干涉此事。了了几句，表达他对我个人和我自费主办的文学小报的关心之情，给我一种别样的温暖和感动。
当年的《乡风》报纸是兴化印刷厂承印的，铅字活体排版，我居住的横泾小镇毗邻兴化县城，骑自行车一个多小时路程，直接到兴化城区印刷厂，在排字车间里进行校对，一期跑两趟，总是校对得匆忙，勘误很多，但对王干老师的这篇短评校对得最认真，可忙中还是出了大错，竟然把作者的名字忘掉了，成了一篇没有作者的头题文章，我等十分遗憾。但王干老师却说，不署名最好。我表示要在下期作个补正，王干老师坚决没有同意，仍坚持说，不署名最好。后来《乡风》被作为非法出版物，通知停办了。现在想来确是好事，幸亏没有在《乡风》这样的民间小报上留下他的大名，他以默默的支持，鼓励着我努力至今。
因为王干曾先后借调到北京的《文艺报》和江苏省作协工作过，而他的工作关系在县党史办，有点闲言杂语的。文联成立后，便将他的工作关系调到了县文联，他执编过几期《珠湖》，使《珠湖》气象一新，我曾以“读者来信”赞美过。后来王干老师调离了高邮，从省作协的《钟山》编辑做起，走到了中国作协的《小说选刊》副主编位置。他真正算是从我们高邮文联走向全国的一位最出色的文学才干。
如今的王干是著作等身，是中国文学最高奖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是中国作协主办的最权威的小说刊物《小说选刊》副主编，身居中国文学高层，以他的独特眼光发现着中国最出色的小说，他的小说理念引领着中国小说最新创作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