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在旧书摊淘到一本名为《文心》的书，1934年由夏丏尊、叶圣陶合作撰写并出版，是一本关于国文写作的指导性通俗读物。我想两位先生之所以取书名为“文心”，应当是从古代文论家刘勰的《文心雕龙》那儿得到启迪。刘勰解释“文心”两字，谓之“言为文之用心也”。《文心》一书在提出用功求学用心作文的要求后，具体到写作的过程，讲述了确定“中心意旨”对于写好一篇文章的重要性，指出那种没有“中心意旨”的“信手写来”不可取，“随便玩玩的游戏”作文也不可取。这里所说的“中心意旨”，大抵与古人所说的文章“作意”、今人所说的作品“主题”同义。夏、叶两位是从“言为心声”的侧面理解和发挥关于“文心”的意义的。
郁达夫在谈论写作的时候，有“散文心”之说：“我以为一篇散文最重要的内容，第一要寻找‘散文的心’。”接下来便以他自己的经验和理解，说明什么叫做“散文的心”，也是突出了文章的“作意”和“主旨”的。笔者前些年去看望何为先生，这位老散文家说到散文时也有近似的表述，其间谈到曾经有人议论他的代表作品《第二次考试》写得有点像小说，何老说此话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只要细读作品，便可发现其辞章结构、情境、意韵，或者说“文章的心”，还是散文的。何先生写这些作品时吸取了一点小说元素，人物写得细一些，也有一点故事情节，但写作过程中对于散文体性的特点还是把握了的。他所说的“文章的心”，在这里其实也就是“散文的心”，其中除了“主旨”，必定还有体现文体特质的表现方式在里头。
到了文化多元时代，文章也五花八门了。应当说“作意”好写得也不错的作品并不少，但品相华美内质蹩脚或者品相也不怎么讨人欢喜的出品也屡见不鲜，尤其是近年来数目海量的散文，确实出现了不少无“心”文字。某些新潮写家对散文创作中知－情－意的内在规律一概不管不顾，任意开篇，信手铺陈，笔随意念，写到哪里是哪里。其中有些人文字娴熟，也有一点小灵思，只是“话痨子”式的华丽絮叨中并无多少真材实料，既无“主题”，还要“变奏”，那是真正的形式大于内容了。还有一些人也写情感也写“生活”，但一味向“内”，一味向“我”，视野和兴奋点一样的狭窄，“文心”圈囿于“我的心”、“我的家”、“我的世界”。有报道说某美女写家文章不少，不过总是写了爱女写老公，写了老公写闺蜜，再没什么可写了，就写家中的猫怀春，门外的狗发情……此说可能有点儿夸张，但视界越来越窄，格局越来越小，自恋自得，无病呻吟，确实是多年来充斥阅读视野的不争事实。
当然散文是多样化的。我在一篇拙文中有如此述说：“散文可以铁马长风，绝尘千里，散文也可以轻步软语，沿小溪行。用颤抖的心写出来的泣血文字和用最轻巧的笔触写出来的‘让眼睛吃冰淇淋’的闲适小品，都可以是一个林子里的鸟儿。”果然是这样的啊，偌大的一个“散文林”，木茂景深，说大有大气派，说小有小情致，长歌短调，宏微交融，才是最自然最美丽的风景。如今我们看到的“散文林”，规模是不小的，内里却不是很丰实。应当说兼具高度和深度的精彩“景观”不鲜见，但趋小趋微趋虚趋空的倾向确实是客观的存在。其实散文创作一定程度的“生态”失衡并非自今日始，还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柯灵老人就有过如此的感叹：“如今的散文，图解的东西是不多了，但又出现一种一味关心自我的倾向……”(笔者在复兴西路柯府亲聆老先生这番话)也是在那段时间，柯灵先生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散文的新走向》，他在文中呼吁：“散文必须打破自我封闭的心理，走向十字街头，和广大读者同忧乐，共休戚，努力开辟一条宽阔的心灵通道。”真的是大声疾呼啊！和平环境，变革年代，适应和平环境的安宁很容易，跟上社会变革的“潮流”，则必须迈开双腿，放大视野，投入到外面的世界中去。两者相较，好些人义无反顾地“取其轻”，这便是“私我化”长盛不衰的心理基础。一味向“内”向“我”的封闭的精神状态，与对文学创造“主体”的理解存在片面性，也是有一点关系的，即脱离了主客观的辩证关系，过分渲染写作者个人的灵感和才情。笔者在《也说“散文河”》一文中对此有如此述说：“当前散文创作的变化，是在重视作家主体意识的前提下，于更加真实的层面进入‘我手写我心’的境界，即实现写作者‘自由心性’在与客观世界交流以及与受众的沟通中得到自然而充分的发挥。所谓 ‘介入性’，除了‘源’和社会功能的意义，也有心灵感应理性认知等深层次的东西在里头。从这些角度来理解‘真情实感是散文的灵魂’，就说得通了。”柯灵老人“走向十字街头”的呼喊语重心长，切中时弊，对今日的文学生态状况依然有着实际而强烈的指导意义。
还是回到多样化的“散文林”中吧！香院小径，旧时燕子归来是可以写的，宝贝女儿亲爱老公也是可以写的，但既然生活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为什么不能把视野、趣味放得开一些呢？其实只要不是生性襟怀封闭，动笔前向“门外”多看几眼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自身还有一个“作家”的名号，那么克服一下一味“向内看”，一味“小情调”，到“十字路口”去感受一点社稷天下的脉息，吸取一点生活营养，就更其合理和必要了。既然是“存在决定意识”，既然文学作品是客观世界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那么，作者的“心”，文章的“心”，与社会的“心”，时代的“心”，怎么能够分得开？因此之故，身处变革年代的文艺家，在特定的社会生活中“在场”和“介入”都是十分应该的，著文立言有一点担当意识也是责无旁贷的。大时代孕育大情怀，大情怀催生大作品。设若大时代中的文学尽是花径扑蝶清池戏水一类的小情小感小摆设小风波，文学这面“镜子”就不真实。一些散文大家在谈论自己的创作经历时，都说到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事情让自己深深感动，从而有了强烈的表达愿望的情景。事实上，所谓创作热情(激情)，就是作家主观感应客观事物产生的精神现象。文艺家从浩瀚而多姿彩的现实生活中呼吸空气，吸收营养，心胸既广，“文心”自宽，便有可能“开辟一条宽阔的心灵通道”。
当然了，对于有“最自由的文体”之称的散文来说，“中心意旨”之类也是不宜刻板理解或过度渲染的，散文抒发真情实感，具有很强的精神性，而人的情感是复杂多样的，太过强调某些“要素”容易引起“主题先行”一类的错觉和误解。所以对于散文来说，还是根据题材和内容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表现方式，重征轻行，各得其所。一些抒情性的短篇章，自然不必用“扎入最深处的痛”一类话语去苛求，有不错的“作意”和趣味，情出意立，“心”自然也就在其中了。
至于那些“形式”玩家，窃以为“十字路口”也是他们的好去处，视听的路道宽一点，就不难了解人们的阅读“脾胃”，对改变自己的狭隘趣味也有益。其实关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连一些大导演都是从包括票房在内的社会信息反馈中得到启迪的，遍地“黄金甲”不及一棵“山楂树”，为什么呢？所以还是留意一点“祖宗之法”吧，比如“文心”在前，“雕龙”(把龙纹雕得精致一点)在后，“雕龙”为“文心”服务等等。文路顺了，笔下文字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