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初次见到钱锺书先生和杨绛先生是在1977年。当时《文艺报》尚未复刊，我在《人民文学》杂志待了一段时间。为了支撑复刊不久的刊物，原《文 艺报》主编、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张光年先生要我们千方百计多约些名家的稿子。我先去求叶圣陶先生。编辑部就在叶老家对面，上班或下班前后，我不时去看 望他，慢慢熟悉起来。我磨到了叶老好几篇大作，叶老还介绍我去向俞平伯先生求援。有一次，叶老从开明书店出版《谈艺录》谈到了钱先生。他问我为什么不去找 钱锺书，还有杨绛。我说一直想去拜访他们，听说钱先生正在潜心完成巨制《管锥编》，不愿为报刊赶写应时之作，去了怕碰钉子。叶老听了我的顾虑大笑着说：别 怕碰钉子，有人误以为他清高、傲慢，不对，他待人随和，钱锺书认真做学问，学识渊博，记性好，人也健谈，拿不到稿子，听他聊聊也长见识。经叶老的鼓气，我 决定贸然去看望钱先生夫妇。
在一个金色秋天的下午，我来到三里河南沙沟他们的新居。开门的是杨先生，当自我介绍说明来意后，她微笑着轻声叫我稍等，并很快将我引进客厅。只 见客厅东头书桌上有人在伏案写作，清瘦的脸，戴一副黑色宽边眼镜，我知道这就是钱锺书先生。他抬头见我站立着，连忙起身走过来说：欢迎，欢迎！我在客厅西 头靠近杨先生书桌旁的一张沙发上坐下，杨先生给我倒了一杯清茶，钱先生在我正对面的一张转椅上坐下了。正当我端杯喝茶时，钱先生突然起身摆着手大声地说： 写文章事今天不谈。碰钉子我已有思想准备，但没想到碰得这么快，这么干脆。还是杨先生心思细腻，见我有点局促，茶杯在手中欲放不下，便主动岔开话题，问我 最近到过哪些地方，知道我刚从上海回来，便急切地问：见到巴金先生和柯灵先生没有？他们身体好吗？我将所见所闻一一告知，气氛顿时活跃起来，钱先生的谈兴 也上来了。我静心地听他谈，杨先生在一旁也听着，不时插话。钱先生那天所谈，主要是中外文学史上一些名著和中国近现代文坛的趣事。跟随他在书海遨游，他的 饱学中西，贯通古今，使我大长见识；他的睿智、幽默、诙谐的谈话，使我感到少有的轻松和愉悦。当室内阳光渐渐黯淡时，我才意识到该告辞了。作为一名编辑， 在钱先生面前，初次，不，之后多次，我都是个不称职者，我记不起从钱先生那里约到过多少大作，但是他的谈话对我素质修养的提高大有教益，对我具体的编辑业 务也有许多宝贵的提示。钱先生和杨先生多次谈及郑振铎先生，钱先生说，现在少有人知道，1956年成立的中科院文学研究所，它的前身就是北京大学文学研究 所，郑振铎先生前后都是这个所的所长。他说，可惜振铎先生走得过早了。他和杨先生提醒我，明年(即1978年)是振铎先生因公殉难20周年。由于他们的提 示，我才不忘向刚复刊的《文艺报》领导建议，在郑振铎先生因公遇难20周年之际，约请冰心老人写了《追念振铎》一文。郑振铎先生是冰心老人除同学之外在文 艺界认识最早的一位朋友，又是福建长乐同乡，是她的“良师益友”。《追念振铎》是冰心写郑振铎的惟一一篇文章，弥足珍贵。事隔多年，还得补谢钱先生、杨先 生二位。
二
《梦的记忆》这个集子收入我的30来篇散文，都是写人抒情的。多半写的是一些令人难忘的文坛前辈，也有几篇是写自己逝去了的年华。开头一篇写于1977年，最后两篇写于1987年2月，前后共10年。
1987年春天，有次去看望钱锺书和杨绛先生。钱先生开玩笑问我最近又有什么新著问世，我说正在编一本小书，书名叫《梦的记忆》，他听了微笑不 语。我请他为我题签，他当即用毛笔写了。可惜，后来不慎丢失了。酷暑过去，心境也凉下来，我想起这个集子该交稿了。在一次电话问候钱先生安康时，顺便向杨 绛先生提起了这个“不幸”。杨先生说钱先生正在病中，待精神稍好后再替我补写。可没两天就收到杨先生的信，附来了钱先生重题的书名，信中说：“锺书还没有 全好，医院回来，上床之前，为你写了‘梦的记忆’四字。”
集子1990年3月由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收到样书，即时呈送给钱先生和杨先生。杨先生在电话中先说谢谢、道贺之类鼓励的话，并说我后记中称 谓他们为老师，“我和锺书担当不起，以后称我们先生吧……”不几天，我收到钱先生的信，写道：“泰昌兄：奉到惠赠新著，见拙书赫然在封面上，十分惭愧…… 先此报谢，必将细读。”钱先生又在信末加了一段话：“‘师’称谨璧。《西游记》唐僧在玉华国被九头狮子咬去，广目天王对孙猴儿说，只因你们欲为人师，所以 惹出一穷狮子来也！我愚夫妇记牢那个教训。一笑。”
看了钱先生后加的这段话，又回想起杨先生的电话，多少了解谦虚的他们为何长期乐于接受他人给予的“先生”称谓了。这本是他们不愿自诩为“人师”的谦逊。杨先生病逝后，网上有许多疑问：为何称杨绛为杨先生？我的这点亲历说出来但愿对寻求答案的读者有点帮助。
三
钱锺书先生在学术界名声很大，是真正的大师，在文学界也是位德高望重、有杰出成就的作家。他的作品以少而精著称。他的长篇小说《围城》、短篇小 说集《人·兽·鬼》、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诗集《槐聚诗存》等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光彩的一笔，特别是长篇小说《围城》，赢得了广大读者喜爱， 已翻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出版。杨绛亦是著名的文学翻译家、研究者和著名的散文家、小说家，她的散文集《干校六记》先在香港《广角镜》上连载，经过细心校改， 后在三联书店出版。杨先生还特别说明，不是人家有排误，是她斟酌后的些许改动。该书甫一出版，在社会上和文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广受称赞。时任《文艺报》副 主编的唐因(后任鲁迅文学院院长)即刻以“于晴”的笔名在《文艺报》“新收获”栏目著文称赞，热情推荐。杨绛为之感动，曾嘱我代向唐因致谢。1989年中 国作协举办首届新时期(1978—1988年)全国优秀散文集评奖，10年仅评25部，冰心和唐弢任评委会主任，1989年评出结果，杨绛的《干校六记》 荣登榜首，冰心老人曾向杨绛道贺。
钱先生1994年6月住院后，文学界与学术界都十分挂念他的安康。他也十分惦念他的前辈、同辈和晚辈朋友。1996年12月，中国作协第五次全 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是继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1年之后召开的一次文学界大团结的盛会。文学界的一些老人因病不能出席。《文艺报》通过杨绛先生， 请她和钱锺书先生联合向这次盛会说几句，时在病中的钱先生同意了。他通过《文艺报》“文坛前辈寄语五次作代会”专版，和杨绛先生联名题词：“向大家问好！ 祝大会成功！”这短短的两句话，是杨先生拟的，去医院念给钱先生听，钱先生首肯了，杨先生才来电话让我们去取。与会作家对钱先生的关心深为感动，想去看望 他而又不敢惊动他，只能在心中默默祝愿他早日康复。在新选出的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决定推举“德高望重，曾对我国文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我 国文坛享有盛誉的老一辈作家”担任中国作协各项名誉职务，钱锺书先生被推举为中国作协顾问。
钱先生去世后，再去南沙沟，从来都是三人欢谈的情形永不再有，只有杨先生自己接待我，虽然她依旧豁达，甚至留下了爽朗大笑的镜头，但总觉伤感。大约在2010年，又去拜访过一次杨先生，后因她年事已高，不便烦扰，那次相见就成了最后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