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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泰昌:忆谦和细致的杨绛先生

2016/6/8 21:51:31      来源:文艺报      人气:1417


吴泰昌(左一)拜访钱锺书夫妇
 

  我初次见到钱锺书先生和杨绛先生是在1977年。当时《文艺报》尚未复刊,我在《人民文学》杂志待了一段时间。为了支撑复刊不久的刊物,原《文 艺报》主编、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张光年先生要我们千方百计多约些名家的稿子。我先去求叶圣陶先生。编辑部就在叶老家对面,上班或下班前后,我不时去看 望他,慢慢熟悉起来。我磨到了叶老好几篇大作,叶老还介绍我去向俞平伯先生求援。有一次,叶老从开明书店出版《谈艺录》谈到了钱先生。他问我为什么不去找 钱锺书,还有杨绛。我说一直想去拜访他们,听说钱先生正在潜心完成巨制《管锥编》,不愿为报刊赶写应时之作,去了怕碰钉子。叶老听了我的顾虑大笑着说:别 怕碰钉子,有人误以为他清高、傲慢,不对,他待人随和,钱锺书认真做学问,学识渊博,记性好,人也健谈,拿不到稿子,听他聊聊也长见识。经叶老的鼓气,我 决定贸然去看望钱先生夫妇。

  在一个金色秋天的下午,我来到三里河南沙沟他们的新居。开门的是杨先生,当自我介绍说明来意后,她微笑着轻声叫我稍等,并很快将我引进客厅。只 见客厅东头书桌上有人在伏案写作,清瘦的脸,戴一副黑色宽边眼镜,我知道这就是钱锺书先生。他抬头见我站立着,连忙起身走过来说:欢迎,欢迎!我在客厅西 头靠近杨先生书桌旁的一张沙发上坐下,杨先生给我倒了一杯清茶,钱先生在我正对面的一张转椅上坐下了。正当我端杯喝茶时,钱先生突然起身摆着手大声地说: 写文章事今天不谈。碰钉子我已有思想准备,但没想到碰得这么快,这么干脆。还是杨先生心思细腻,见我有点局促,茶杯在手中欲放不下,便主动岔开话题,问我 最近到过哪些地方,知道我刚从上海回来,便急切地问:见到巴金先生和柯灵先生没有?他们身体好吗?我将所见所闻一一告知,气氛顿时活跃起来,钱先生的谈兴 也上来了。我静心地听他谈,杨先生在一旁也听着,不时插话。钱先生那天所谈,主要是中外文学史上一些名著和中国近现代文坛的趣事。跟随他在书海遨游,他的 饱学中西,贯通古今,使我大长见识;他的睿智、幽默、诙谐的谈话,使我感到少有的轻松和愉悦。当室内阳光渐渐黯淡时,我才意识到该告辞了。作为一名编辑, 在钱先生面前,初次,不,之后多次,我都是个不称职者,我记不起从钱先生那里约到过多少大作,但是他的谈话对我素质修养的提高大有教益,对我具体的编辑业 务也有许多宝贵的提示。钱先生和杨先生多次谈及郑振铎先生,钱先生说,现在少有人知道,1956年成立的中科院文学研究所,它的前身就是北京大学文学研究 所,郑振铎先生前后都是这个所的所长。他说,可惜振铎先生走得过早了。他和杨先生提醒我,明年(即1978年)是振铎先生因公殉难20周年。由于他们的提 示,我才不忘向刚复刊的《文艺报》领导建议,在郑振铎先生因公遇难20周年之际,约请冰心老人写了《追念振铎》一文。郑振铎先生是冰心老人除同学之外在文 艺界认识最早的一位朋友,又是福建长乐同乡,是她的“良师益友”。《追念振铎》是冰心写郑振铎的惟一一篇文章,弥足珍贵。事隔多年,还得补谢钱先生、杨先 生二位。

  《梦的记忆》这个集子收入我的30来篇散文,都是写人抒情的。多半写的是一些令人难忘的文坛前辈,也有几篇是写自己逝去了的年华。开头一篇写于1977年,最后两篇写于1987年2月,前后共10年。

  1987年春天,有次去看望钱锺书和杨绛先生。钱先生开玩笑问我最近又有什么新著问世,我说正在编一本小书,书名叫《梦的记忆》,他听了微笑不 语。我请他为我题签,他当即用毛笔写了。可惜,后来不慎丢失了。酷暑过去,心境也凉下来,我想起这个集子该交稿了。在一次电话问候钱先生安康时,顺便向杨 绛先生提起了这个“不幸”。杨先生说钱先生正在病中,待精神稍好后再替我补写。可没两天就收到杨先生的信,附来了钱先生重题的书名,信中说:“锺书还没有 全好,医院回来,上床之前,为你写了‘梦的记忆’四字。”

  集子1990年3月由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收到样书,即时呈送给钱先生和杨先生。杨先生在电话中先说谢谢、道贺之类鼓励的话,并说我后记中称 谓他们为老师,“我和锺书担当不起,以后称我们先生吧……”不几天,我收到钱先生的信,写道:“泰昌兄:奉到惠赠新著,见拙书赫然在封面上,十分惭愧…… 先此报谢,必将细读。”钱先生又在信末加了一段话:“‘师’称谨璧。《西游记》唐僧在玉华国被九头狮子咬去,广目天王对孙猴儿说,只因你们欲为人师,所以 惹出一穷狮子来也!我愚夫妇记牢那个教训。一笑。”

  看了钱先生后加的这段话,又回想起杨先生的电话,多少了解谦虚的他们为何长期乐于接受他人给予的“先生”称谓了。这本是他们不愿自诩为“人师”的谦逊。杨先生病逝后,网上有许多疑问:为何称杨绛为杨先生?我的这点亲历说出来但愿对寻求答案的读者有点帮助。

  钱锺书先生在学术界名声很大,是真正的大师,在文学界也是位德高望重、有杰出成就的作家。他的作品以少而精著称。他的长篇小说《围城》、短篇小 说集《人·兽·鬼》、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诗集《槐聚诗存》等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光彩的一笔,特别是长篇小说《围城》,赢得了广大读者喜爱, 已翻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出版。杨绛亦是著名的文学翻译家、研究者和著名的散文家、小说家,她的散文集《干校六记》先在香港《广角镜》上连载,经过细心校改, 后在三联书店出版。杨先生还特别说明,不是人家有排误,是她斟酌后的些许改动。该书甫一出版,在社会上和文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广受称赞。时任《文艺报》副 主编的唐因(后任鲁迅文学院院长)即刻以“于晴”的笔名在《文艺报》“新收获”栏目著文称赞,热情推荐。杨绛为之感动,曾嘱我代向唐因致谢。1989年中 国作协举办首届新时期(1978—1988年)全国优秀散文集评奖,10年仅评25部,冰心和唐弢任评委会主任,1989年评出结果,杨绛的《干校六记》 荣登榜首,冰心老人曾向杨绛道贺。

  钱先生1994年6月住院后,文学界与学术界都十分挂念他的安康。他也十分惦念他的前辈、同辈和晚辈朋友。1996年12月,中国作协第五次全 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是继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1年之后召开的一次文学界大团结的盛会。文学界的一些老人因病不能出席。《文艺报》通过杨绛先生, 请她和钱锺书先生联合向这次盛会说几句,时在病中的钱先生同意了。他通过《文艺报》“文坛前辈寄语五次作代会”专版,和杨绛先生联名题词:“向大家问好! 祝大会成功!”这短短的两句话,是杨先生拟的,去医院念给钱先生听,钱先生首肯了,杨先生才来电话让我们去取。与会作家对钱先生的关心深为感动,想去看望 他而又不敢惊动他,只能在心中默默祝愿他早日康复。在新选出的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决定推举“德高望重,曾对我国文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我 国文坛享有盛誉的老一辈作家”担任中国作协各项名誉职务,钱锺书先生被推举为中国作协顾问。

  钱先生去世后,再去南沙沟,从来都是三人欢谈的情形永不再有,只有杨先生自己接待我,虽然她依旧豁达,甚至留下了爽朗大笑的镜头,但总觉伤感。大约在2010年,又去拜访过一次杨先生,后因她年事已高,不便烦扰,那次相见就成了最后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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