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的古老建筑很多，出名的也多。生长在西安和到过西安的人经常挂在嘴边的是兵马俑、钟楼和大雁塔。当然，还有碑林、华清池、楼观台等。说来惭愧，对于当了十几年西安女婿的我，这些年并没为西安写下更多的文字。印象中，写过周至的财神庙，也写过城郊的寒窑，再有就是写过华清池的实景剧《长恨歌》。
陕西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历代都有传奇人物出现。在现当代作家中，有相当多的作家是从延安走向全国的。新中国成立初期，陕西有几个在全国赫赫有名的作家：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新时期以来，陕西又出现了几个在全国举足轻重的代表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前些年，文坛曾有人把某个地域作家群落称为“三驾马车”“三棵树”“八骏”等，陕西没赶这个时髦，他们这些作家像自耕农一样，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深深地挖井，不断地结出丰硕的果实。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很迅猛，有重要影响的作品很多，就长篇小说而言，恐怕没有比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陈忠实的《白鹿原》影响更大的了。或许是近水楼台先得月，陕西作家不比大都市里的先锋们玩技巧、玩主义，而是自觉地向柳青学习，走现实主义创作道路。陕西的文化厚重，黄土高坡有无尽的文学资源，一位上海作家曾说，陕西的作家题材厚重，随便抓一把黄土，就能把上海一百来年的历史给淹没了。话是这么说，陕西作家可一直不这么看，他们来到大城市，常慌张、惶恐，不知所措，以至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贾平凹曾不无自嘲地说，普通话是普通人说的话，咱不是普通人，所以咱不讲普通话。
路遥成名早，先是以小说《人生》，接着就是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高加林和巧珍几乎成了一代人的缩影。至于《平凡的世界》，在电台播出时，可以用万人空巷来形容。他一九九二年去世，那一年我刚从农场调到城里，没有机缘见到他。不过我从陕西籍的作家朋友王巨才、阎纲、周明、白描、李炳银、张艳茜等人的口中，经常听到有关路遥的故事。去年，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热播，我和编剧葛水平专门去了趟西安做了专题报告。
我对贾平凹的认识始于他的小说商州纪事系列《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和《腊月·正月》，后来就是争议巨大的《废都》。我跟贾平凹真正的相识是二○○一年，那次是出席第六届作代会，在京丰宾馆，我参加了陕西代表团的小组讨论。那天，不仅见到贾平凹，还有陈忠实。他们都说一口不甚清晰的陕西话，让我听得头大。二○○六年，我在西安出席一个散文基地挂牌活动，我在致辞中提到了“从我到我们”的散文理论，引起了贾平凹的赞许。在来年的《小说选刊》上，他用“小说从我到我们”给一个业余作者写了一封信，我看到后，感觉很有成就感。再以后，我就与贾平凹保持着断断续续的关系，他有一些活动也常邀我回西安助兴。
陈忠实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还是一个平民作家。我与他相识有十多年了，而真正走近他是在二○○八年的六月二十九日。那天，我和王蒙先生应陕西省旅游局的邀请，到西安华清池观看新出品的实景剧《长恨歌》。中午饭后，我和王蒙先生在聊天中，问他到西安想见哪个朋友，王蒙先生说，熟人很多，就见忠实一个人吧。于是，省文联的和谷打电话给忠实老师。忠实老师听说王蒙先生到西安了，很兴奋，说晚上一定来看望，请我们吃臊子面。这天天气很热，下午四点多钟站在外面依然会出汗。大约四点半，忠实老师坐着一辆出租车来了，他走下车来，高高大大的，穿着黑灰色衬衫，背着黑色的皮包，头发往后背着，眼睛炯炯有神，我陪他去王蒙先生休息的房间。
在房间里，忠实老师与王蒙先生老朋友相见，异常高兴，互相通报着各自的情况。聊到兴处，两人哈哈大笑。王蒙先生并不忌讳忠实老师抽雪茄烟，说你想抽就抽吧。我看着忠实老师抽雪茄烟很享受的样子，不失时机地给他和王蒙先生照了几张照片。快六点时，我们几个人一起走出房间，到宾馆外的草坪散步，忠实老师还是手里紧捏着那圆咕隆咚黑色的雪茄烟。我对忠实老师说，您一直抽这种烟吗？他说，这种烟有劲儿，抽别的烟不过瘾。看着忠实老师铜墙铁壁的身躯，我当时心想，为写出《白鹿原》，他不知道要抽多少根雪茄烟？
晚饭间，忠实老师一一与我们碰杯敬酒，以他那样的年龄、资历，他每次和我碰杯，都会站起身来，嘴里还叫着红孩老师，我感到受宠若惊，无地自容。因为我也姓陈，他比我父亲还大一岁呢，所以，我一个劲儿地说，您是我的长辈，您就叫我红孩。话是这么说，可过后他还是这样称呼。
由于忠实老师已经几次看过实景剧《长恨歌》，晚饭后他就回去了。这次，是旅游局安排车送他回家的。来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打出租车呢？以他的正厅级，完全可以让作协机关给派车啊！我让和谷给我解释。和谷说，忠实老师为人特别好，从来不愿麻烦人，他要请客吃饭，谁要替他付账，他都会几天忐忑不安的。
陈忠实的为人厚朴，在文学界是出了名的。
这几年，陈忠实在我主编的《中国文化报》副刊上，陆续发表过几篇文章，也有朋友们写他的文章。我最为感动的是，他给年轻人写字作序、题写书名，很少有要钱的。除非你非要给。不像有的名人，把自己的名字看得很重，恨不得把每一个字都掉进钱眼里。
我最后一次见到忠实老师是二○一四年七月，我和周明、何西来等人到西安出席纪念教育家丁祖诒教授逝世三周年研讨会。晚间时分，在喜来登饭店我看到忠实老师一路走来，他依然背着他那个黑色的皮包，只是个头比先前要矮了许多。我向他问好，问他去看谁？他说去看何西来，听说西来得了癌症。我告诉他何老师身体状况还好。
我没想到，二○一四年十二月，何西来先生还是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我能想到，忠实老师和西来老师的友谊有多重！
二○一五年三月，我从西安朋友处得知，忠实老师得了舌癌，很是为他担心。在以后的日子，不论是西安来人，还是我到西安，我们都在关注着他的病情。听到他说话的声音，虽然有些障碍，也很为他高兴。在我和忠实老师的联系中，我发现他不会发短信，更不会发微信，每次我给他发信息，他都会把电话打过来。在他生病以后，我再给他发信息问候，在文字最后一般都要加上“免复”二字，生怕打扰他。
四月三十日，听到忠实老师去世的消息，我和周明等陕西的作家朋友都感到很震惊。以至在很长的时间，大家都回不过神来。而我的眼前，则不断地闪现着忠实老师背着黑色的皮包、手里捏着雪茄烟，向你大步走来的样子！
由于是西安女婿，陕西的文友一直把我算入陕军的一员。也有人问我，你对陕西作家那么熟悉，你怎样看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我说，我把路遥看作是兵马俑，陈忠实是钟楼，贾平凹是大雁塔。如今，路遥已经离开多年了，但他依然像兵马俑一样在人们心里矗立着！现在，陈忠实也走了，我感到西安的钟楼仿佛塌了。好在，《白鹿原》永远在，这个世界有了永远在的东西，就什么都可以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