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解放日报 问/徐芳 答/竹林
“写上海”的两个误区
朝花周刊：很熟悉您的文字，但仍然觉得奇怪，为什么您不是一个写上海主题的上海作家？这是因为您在写作之初就成为了知青写作第一人吗？最初出现的一个萌芽或者一个因素，会影响写作的最终走向吗？
竹林：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必要先厘清一个概念：什么叫“写上海”？
无论媒体、评论家，甚至还包括许多读者，似乎都认为，只有写住在上海市区的市民阶层生活，才算是写上海——看来“写上海”的概念还停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张爱玲时代。也因此，许多“写上海”的作品内容也近乎张爱玲时代的市井生活，比如家长里短、寻欢作乐、偷鸡摸狗、打情骂俏、尔虞我诈等一地鸡毛的市民生活，似乎这才是“正宗”的上海生活。
然而时代毕竟前进到21世纪了。上海已经与张爱玲时代不能同日而语了。现在电视里经常听到的关于上海的广告词怎么说来着：“海纳百川，大气谦和。”纵观大家众口一词公认的“写上海”的作品，似乎很难从里面寻觅到这样的气韵。因此，被评价为“缺乏与上海大城市地位相应的作品”，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是误区之一，纵向的误区。
之二是横向的误区。想想看，当今数千万生活在上海的人口中，真正户口在上海的有多少？郊区农村人口有多少？外来的建设者、打工者有多少？沪郊农村人口有多少？从地域来讲，我们的习惯思维只把市区称为上海，而广大的郊区农村、城中村里的打工者们，都被排除在外了。而改革开放给郊区农村、农民生活带来的变化，外来打工者的追求和困境，那里面产生的思想激荡和矛盾冲突，其激烈程度，恐怕会超出城内市民的生活。这些生活内容，也是我们的文学创作不能忽视的。
包括现在大家十分关心的住房问题等，难道我们的“上海文学”可以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将它们排除在外吗？记得十多年前有位很权威的文学评论家就下过“现今农村题材已经过时”的结论，对此我始终不以为然。我为我能下到农村，来写这一部分上海人的生活而感到欣慰。
作家不能在自娱自乐中洋洋自得
朝花周刊：对当下的城市生活，我们都有一种悖论性的感受：一方面，城市化进程空前加快，城市地域急遽膨胀；另一方面，我们并没有整合出当下的城市文化经验，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和书写？您的写作有地域性吗？上海确实值得被书写吗？
竹林：面对当下日新月异的大城市生活，我们的确难以把握它的脉搏和律动。但文学创作是时代的弄潮儿，它应该首先感应时代的脉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的文学创作的确是落后于时代了。也因此，我们恐怕不能满足于这个城市过去生活的经验，在自娱自乐中洋洋自得了。
上面说的是我对上海文学的总体感觉。但这种感觉恐怕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另类苛求。不过对于每一位作家来说，他只能从自己生活的一个视角来观察书写。恐怕这就是你所说的地域性。但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都应该直面生活，认真深入地分析思考生活，而不是躲避闪烁、玩世不恭，或者为了某种迎合某种诉求，睁眼说瞎话。
其实，之所以能形成一座城市的文化，是由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作者自己所在的生活层面上反映出来的。只要这些作者有起码的良知和艺术智慧，这种局面迟早会出现的。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朝花周刊：说说您如何从写作中获得与增益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从中能否发掘时代的新经验、新感受？
竹林：写作是寻找和挖掘生活本质、发现真理，而不是逃避现实，规避思考。没有思想的作品最终一定没有生命力，不管一时会被吹捧到怎样的高度。可以说，我在自己的创作中，是一直不敢忘记这一点的。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后想要表达才写的。我不写无病呻吟的作品，也不想让自己的作品在同一个认识层面上重复踏步。文学创作贵在创新。
要创新就要对生活进行独立深入的观察、思考、分析——这种分析是要深入到社会和人的灵魂层面的，只有这样，才能激发灵感、开阔视野、放飞思想，追逐人类的文明潮流和价值取向。当然，我不是说我已经在这点上做得很好了。但是我一直把它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
人物介绍：竹林，1979年出版全国第一部真实反映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开知青文学之先河。上世纪八十年代即赴沪郊农村深入生活和写作。创作有《生活的路》《苦楝树》《呜咽的澜沧江》《女巫》等十余部长篇小说及各种文学体裁等近千万字。《生活的路》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列为“中国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