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中国人是可以以文脉之久远而自豪的，至少上溯至公元前17世纪，我们已经有了文字记录的痕迹，从现在留存下来的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中，后人清楚地见到了散文的端倪。同时还应该强调的是，虽说中国文学源远流长，历来诗文并举，既是诗歌的家园也是散文的王国，但散文比诗的出现则早了1000多年。因此，中国文化习惯于讲“文以载道”，没有文，中国人的精神遗产，中国人的文化遗存，就无法得以保存。“十三经”也好，“二十四史”也罢，都是靠着散文而得到记录的，这些记录与承载本身，构成了浩瀚、博大精神资源的长河。
事实上，历代文人墨客在不同时代、不同境遇下书写的文字，品类丰富、风格繁多，或发乎性情，本乎义理，或辨疑释惑，解剥纷难，或致候问安、通报音信。古代散文作为我国古代社会的精神财富，反映的是古代散文家对时代、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既是对生活的解读、反思，也是对道德、情操乃至人性的艺术提炼、概括、向往与追求。如此丰厚的古代散文遗产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文化宝藏，对其进行认真挖掘、阐发，从而继承弘扬、发扬光大其中的优秀传统，是当代文化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陈兴芜与傅德珉对中国古代散文史研究时间长、成果多，他们合著的《中国古代散文流变史稿》，带领我们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散文王国里遨游，既让我们一路领略纷繁的胜景，更使我们的精神得以提升。
这部著作不单纯是散文史论之作，更有着明确的学术自觉，其显著特点是善于把中国散文的发展与中国人的成长、与中国文化的成长联系起来，从历史的足音、文明的演进中，找寻出散文发展的轨迹，并给予准确的定位。比如作者在《绪论》之后，列论及定位中国古代散文在历史各阶段的发展——“文化初始：纪实与简洁——远古散文的萌芽，文化争鸣：史传与论辩——先秦散文的崛起，文化一统：鸿辞与阔论——秦汉散文的演进，文化多元：清峻与通脱——魏晋南北朝散文的多彩”等等，直至随后各章的论述，均有知史论文、知人论文的自觉意识。比如在谈及李斯时指出：“李斯的这些刻石铭文，继青铜器铭文而发展，文字朴实，句式以四言为主，气势奔放，正是时代精神的表现，影响汉唐以及其后的各类碑志体散文的发展。”有力揭示了李斯在散文方面的贡献。
本书发扬了我国学术研究勤勉多思的优良传统，善于将结论和观点建立于丰厚的史料与文本研究基础之上，整体论述覆盖极为广泛，由远古及至辛亥革命时期，文本涉及数以百千计的古代散文作家的作品，旁引150余部研究著作，善于把对具体作品的鉴赏分析与对作家所在时期历史、文化状况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的评判论述，这样扎实、细微、入里的研究尤其值得提倡。
比如作者既重点研究、论述了历史上的文学名家的创作，也关注到了类似东汉诗人秦嘉与其妻徐淑这样容易被忽略的人物及其“两地书”，并赞颂这对夫妇在男女授受不亲的专制时期，那些叙夫妇之情，充满人性、人情之美的创作的可贵。而对元代写作《烈妇胡氏传》的王恽之质朴疏朗、明白晓畅给予充分肯定，反映了作者涉猎之广。
这部著作视野开阔、持论扎实精当，出于多年的深入研究，反映了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极为热爱，整体行文既有清晰的史的线索、开阔的面的覆盖，也有点的挖掘，特质的概括，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一头一尾的《绪论》与《代结束语》，前者总述古代散文的名称、品类、审美特征、发展轮廓，后者重点分析中国古代散文由传承文化、体现民族精神、彰显文化自觉自信等而展现的文化精神，郑重指出，是古代散文承载了百家诸子的文化创造，儒、道、法、兵、释，各家学说莫不由散文传承，同时，古代文化哺育和滋养了古代散文家，古代散文家在不同的时代出入于多家文化，吸收复合文化的哺育与滋养，从而创作出流传千古的散文作品，反过来又传承和弘扬了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而中国文化之丰厚意蕴则在记人叙事、纪游状物、抒情言志、论辩说理之中得到了体现，这部著作揭示了其中的规律，褒扬了中国古代散文家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从而为弘扬中华文化做出了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