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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写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茨威格之间的强度
阅读经典文学作品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阅读经典文学作品对于文学的感受也不一样，写作自然也会提高。八十年代初，自从我不开始读中国杂志的时候，开始 阅读外国经典作品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写作突飞猛进。就像厨师一样，如果总是吃麦当劳肯德基，怎么可能做出好菜。只有吃过好吃的菜，才能做出更好吃的菜。
另一个层面阅读这些作品时，可能会进行比较，我也能写这样的作品。比如我很年轻的时候读詹姆斯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通篇是对话。当时用对 话写短篇小说就很不容易了，通篇用对话写一部长篇小说在当时是一件很牛逼的事情。在我写《许三观卖血记》写到前面一万多字时候，发现怎么全部是对话，机会 来了，干脆全部用对话把它写完。
二十多岁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那个时候我还在学习川端康成的写作，他的作品很煽情稍微有点肉麻，那个肉麻不是现在理解的肉麻，用川端康成的话来讲是 “肉体的迷宫”。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感受非常强烈，我对自己讲之后我也应该写这么强烈的作品。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很难达到。后来又读到茨威格的小 说，他的写作方式也很强烈，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后来在讨论茨威格的一个会上，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茨威格是小一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当时我的感觉是我的作品要写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个强度有难度，但是写到茨威格那个强度没有难度，所以我可以写到他们两人之间的强度。可能有的读者认为你 怎么能跟陀思妥耶夫斯基，茨威格比，你比他们差远了。读者的看法跟我没关系，那是我自己在跟他们比，我不是邀请读者来做裁判，我不需要任何裁判，这是我们 之间单独的比赛，而且也没有比赛规则。
荒诞是生活的一部分：电视上播放延安剧的慷慨激昂 屏幕下面是治疗性病的小广告
死亡就是一种命运的结束降临某个人的身上。我写了三十多年，写了很多死亡，很多死亡都不记得是如何写的。最好的办法不要去写杀人，死人，但是有时候写着写着就把人写死了。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我作品中的人不是我写不下去把他写死了，而是他在这个时候死掉的。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在写作品的时候会有相应的一种感受。八十年代我的作品中出现的暴力血腥的场景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的童年和少年经历文化大革命，文革期间街头暴力很常见。另一个原因我在医院的环境中长大，也是血淋淋的环境。那段时间我经常白天写小说，在小说中这个人杀了另外一个人，晚上我睡觉做梦又被另外一个人追杀。
其实荒诞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大概七八年前，特别是地方电视台放一个关于延安的电视剧，里面的人物在慷慨激昂地讲话，下面打的是关于治疗性病的小广告。这是荒诞么？这是我们的生活。
再比如，在宾馆的茶几上放着一个禁止吸烟的牌子，边上还放着一个烟灰缸和一盒火柴，你说这是生活还是荒诞？这是生活也是荒诞，不要把荒诞从我们的生活中分离出去，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不喜欢牙医而走上写小说之路 鲁迅是因为无聊才写小说
鲁迅好像没有我有临床经验，他是海归派，我是赤脚医生。《呐喊》序中很清楚，他是因为无聊才写小说的，才不是为了来拯救中国，那是后来给他加上去的。我比他更糟糕一些，我是因为太不喜欢牙医这个职业。当时就是想去文化馆工作，文化馆那帮人整天在大街上游玩。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权利选择工作，工作都是由国家分配的，调到文化馆的唯一办法就是发表一篇小说。
1998年1月份，在意大利都灵搞了一个东亚文学论坛，两个韩国作家，两个日本作家，四个中国作家。我，苏童，莫言和王朔四个人去的。题目就是“我为何写作？”
我谈的就是“我是如何不想做牙医，调到文化馆的话就可以天天睡懒觉不上班，才开始文学写作的。”
莫言跟我差不多，他是因为当过几年哨兵，在司令部门口站岗，他发现穿着皮鞋进出的是军官，穿着球鞋进出的都是士兵。他的梦想是写一篇小说发表之后，稿费可以去买一双皮鞋。这是他的“我为何写作”。
王朔也差不多。他那个时候在青岛一个海军仓库管仓库，非常无聊。但仓库边上有一个海军医院，那个年代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当时社会上的漂亮姑娘都被部队医院招去当护士。王朔当时的愿望就是怎么想办法调到海军医院当宣传干事，去跟护士聊聊天。只有发表小说才能调过去。他是这么走上小说之路的。
我们四个人之中唯一上过大学的是苏童，他显得就很纯洁，在大学中热爱上文学开始写作。在听过我们三人“无耻”的发言之后，苏童认为他的发言很“无耻”。那天他特别不好意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八十年代的“垃圾西装”革命 九十年代充斥的选美比赛
为什么《兄弟》对我来说是很大挑战？一定要把这个时代表现出来，同时又要人物融入到时代之中，《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都是把时代作为一个背景而不是生活。
《兄弟》上部是讲文化大革命，从社会形态上看文革是单纯的黑与白，革命与反革命。但是文革结束之后三十年中国社会形态非常复杂，把握起来就非常困难。记得文革时有一句口号“宁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当我写《兄弟》的时候，上部很清楚，草就是草，苗就是苗。而下部草和苗变成同一种植物了。
其实作为一个作家，写作的时候很不愿意腾出时间来表现时代，分散去描写人物的精力。但是《兄弟》上部已经描写很浓烈的时代氛围，那么下部也必须同样表现时代的氛围。
我在写作《兄弟》下部的时候，我还面临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不同。我一直寻找时代具有标志性的东西。八十年代我找到的是“垃圾西装”的革命与物质上的崇 洋媚外。因为八十年代中国人（不是知识分子之间，是普通民众之间）最形象的革命就是从中山装变成“垃圾西装”。因为当时我生活的小镇上，我记得做西装的采 访之前都是做中山装。那时候日本韩国的垃圾西装进入中国，又便宜又好。我当时买了两套，西装的胸口都绣着自己名字。所以我在《兄弟》里就比较夸张地写到， 李光头从日本弄了一船垃圾西装到刘镇之后，刘镇所有的男人都问你是谁家的。
还有一个事实，八十年代中国人物质上的崇洋媚外是登峰造极的。我这个小说还有一些错误，这是中国批评家不知道的。我在小说中把刘镇有些崇洋媚外的人将自 己不知道的名字改成“本田，松下，东芝”。我知道“索尼”在日本是不存在的姓。日本的翻译告诉我“三洋”也不是日本的姓。
九十年代的特征是什么？我比较喜欢看电视，回忆起当年看电视，除了我喜欢的体育比赛，还有新闻，其他很多都是选美比赛。比赛之中只要有两到三外国人，就是国际比赛。《兄弟》的斯洛伐克翻译是一对夫妻，他们告诉我九十年代的时候在昆明旅行的时候，正好有一个长跑比赛，组织者非要让他们加入，说只要他们加入比赛就变成国际比赛。所以他们两个人说在翻译《兄弟》中选美比赛的时候很有感觉。
过了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很多文学教授没有我看那么多的电视，他们不知道九十年代有那么多的选美比赛。那个时候的选美比赛之多，好比现在电视上的真人秀。所以过了二十年代之后再回忆现在，真人秀就可能成为一个符号。
作家写作是一种命运的安排
以前有一种说法“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难写”，那是瞎扯。我是从短篇小说写起，写中篇小说，再写长篇小说。
长篇小说对我最重要的是段落与段落，情节与情节之间的平衡。有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困难，当你想这个地方不需要这么长的时候，你就滔滔不绝地写了很多。当 你从新读的时候发现很精彩。但是麻烦来了，后面相应的情节要同样丰满才能对应。所以长篇小说有时候不是按作家的意志进行控制的，想多写的时候写的很少，想 少写的时候又写的很多。所以在重写的时候如何平衡是很重要的。到今天已经没有条件去写《兄弟》，无论是精神上还是心理上都没有那样的条件，作家写作也是一种命运的安排，什么时候就应该写什么样的作品。
八十年代时候出现以张承志为代表北方作家的男子汉文学，但是如何去表达男人，在不同作品中是不一样的。八十年代出现的男子汉文学，有好多作家都去写铁匠，铁匠有力气。那个时候我读到王安忆发表一篇关于她侄子的文章《我们家的男子汉》，她侄子当时应该还在读小学，写得特别生动有趣。没想到引起了北方几个男子汉作家的愤怒，他们认为王安忆是在影射他们。
写小说的时候感到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身份
作为一个作家，不可能在写小说的时候还要想着作者。很难为读者写作，更难为外国读者写作。《兄弟》在中国之外卖得最好的国家法国只有五万本，台湾都有五万本，在中国有两百万。《活着》卖得最好的是在美国大概四万多，在中国去年就卖了八十万，在国外真的很难找到读者。
但是任何一个作家又回避不了读者，因为作家也是读者，他也读了很多小说，很多文学作品会影响他，这种影响主要是一种写作标准的影响。我在写小说的时候能够感到一种双重身份。当小说在往前写的时候是作者的身份，当我感到哪里写的不好的时候是读者的身份。
我以前在读小说的时候，我不喜欢小说还有尾声，因为那是十九世纪的写法，我是二十世纪的小说家。但是当我突然发现，要写一部那么大的作品，里面人物又是 那么多的时候，真的要靠一个尾声结束。在写《兄弟》之前我是很讨厌尾声的，但写完《兄弟》之后我发现尾声是一个好东西，可以救一个作家。我记得自己写《兄 弟》时候尾声是非常流畅的，每个人物的形象都是栩栩如生。
我一定要在《兄弟》结尾时写李光头要上太空去，因为03、04年时候，一个美国人一个南非人上太空去，他们都是有钱人，我就想中国的土包子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没有尾声也可以结束，但是如果不写尾声的话，我还要写很多狠多才能到达，但是有尾声之后很快就可以到达。
社会是扭曲的 照着社会的镜子也是扭曲的
英语，德语世界知道《兄弟》在中国出版后受到了很多批评，他们认为是官方的批评，其实是民间自发进行的批评。
《兄弟》中确实还是有一些问题。例如，在文革时候，李光头说林红是他的梦中情人，文革时期是不可能有“梦中情人”四个字的。有朋友建议，再版时可以修 改，将“梦中情人”改成“我经常梦见她”。我说假如这本书五十年之后还有人看可能已经不知道其中的差别，假如没有人读，改了也白改。
其实回忆起来，我之前的小说都受到批评。只不过那时候中国文学写作与媒体是没有关系的。经过媒体的放大，批评也会放大。从现在来看，对《兄弟》的正面评 价越来越多了。所以当《第七天》出版以前，我告诉我的出版商，就等着挨骂吧。他们说这本书不会被骂的。结果一出版之后，比《兄弟》骂的更厉害。我已经对批 评习惯了，只有我出新书肯定会有批评。
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总是在批评社会哪里生病了，而他自己是很健康的。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这个社会生病了之后每个人都病了。所以研究者就把鲁迅变成了医生，我觉得他在写小说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病人不是一个医生。当写病态社会的时候，我是以病人的身份去写小说。社会是扭曲的，照着社会的镜子也是扭曲的，照出来的就是《兄弟》。
所以我在写《兄弟》的时候，必须要强调的是，文革是人性压抑的，但从革命意义上来讲又是充满激情的。改革开放之后虽然是混乱的时代放纵的时代，但也是生 机勃勃的时代。所以我要把这两个时代之中的人写得生机勃勃。因为每一部作品的体裁不同，表达也就不同。到《第七天》，我就要压抑地写，因为是从死人的角度 写作，就要压抑写，不能写得生机勃勃。
余华近日在北大讲座整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