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四五天以后我就得到了回音，那是一封挂号信，信封上寄件人的签名是巴金。我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里面是一本巴金刚刚在广东出版的新书，是他的序跋集。翻开一看，巴金在扉页上给我题了两行字：“写自己最熟悉的，写自己感受最深的。——赠丽宏同志，巴金”这两句话很朴素，但这就是巴金一生的写作经验。
我小时候读过很多书，有些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童年刚开始看书时，不注意也不留心作者，只有喜欢的书才会回过头来看这本书是谁写的或者是谁翻译的。大概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读到爱尔兰作家王尔德的童话《快乐王子》，深深地被吸引，被感动，人类的同情心、爱心、高贵的感情，用这么奇特的方式表达出来，那么优美的文字！我记住了这本书，也记住了这个作家。以后便想方设法找王尔德的书来读。《快乐王子》也许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那种高贵的爱，有永恒的生命力，这个世界、人类社会形态的变化再大，这种同情和博爱，不会随之改变。当时要找王尔德的书，很困难，只找到了一部分，有小说，也有戏剧。但是读这本书我还认识了另外一个作家，这本书的翻译者———巴金。巴金年轻的时候翻译了很多外国文学作品，文字非常优美。我第一次认识巴金不是读他的《家》、《春》、《秋》，而是读他翻译的《快乐王子》。我小时候的读书习惯就是看到好的文章、好的书就记住作家的名字，然后去找他的书，这是我拓宽阅读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而且这个渠道是不会错的。我找到了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憩园》、《寒夜》，还有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写的散文，新中国成立以后写的散文，我小时候都读过。说心里话，我读巴金的书觉得很有点压抑，他都是写在黑暗的时代，知识分子追求理想、追求幸福、追求真理，最后都是头破血流的失败结局，这对一个在新中国出生的孩子来说太沉重、太压抑了。但我读巴金的书，觉得他是一个好人，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从他的故事、他的叙述中，我感觉到他对世界充满了善意，尽管他很苦恼。
我第一次看到巴金是在1967年夏天，上海开一场批判大会，批判文艺界“黑线人物”，以巴金为首。我当时是一个学生，看到了这场批判会的电视实况转播。巴金，头发是灰白的，他在批判会上没说一句话，只是站在那里，看着眼前的景象，脸上是无奈的、愁苦的表情。在“文革”中，我们不知道巴金是否还活着，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而他的书则是不让看的禁书。“文革”结束后，巴金才重返文坛。1977年5月，上海开第一次文艺座谈会，我是被邀请的最年轻的一名业余作者。去开会的时候，在门口遇到一位老先生，是《文汇报》的编辑，他告诉我巴金也来了。10年后的巴金，已是满头白发。那天，上海的《文汇报》上发表了巴金的文章，写了他在“文革”10年中的遭遇。
巴金一直强调要说真话。他说，“说真话”其实是做人的底线，尤其是写书的人……他这是在剖析自己的灵魂，严厉、真实。
后来我忍不住给巴金写了一封信。那时候我刚刚出了自己的第一本散文集《生命草》，我寄了一本《生命草》给巴金，并且希望巴金能送一本他最近出版的书给我，希望他能在扉页上给我写一句话。信寄出去以后，我觉得巴金不会理我，那时候我还很年轻，也没多少名气，巴金这么忙，他会理会一个陌生的年轻作家的来信吗？没想到，就在四五天以后我就得到了回音，那是一封挂号信，信封上寄件人的签名是巴金。我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里面是巴金刚刚在广东出版的一本新书，是他的序跋集。翻开一看，巴金在扉页上给我题了两行字：“写自己最熟悉的，写自己感受最深的。——赠丽宏同志，巴金”这两句话很朴素，但这就是巴金一生的写作经验。他也有过教训，写过自己不熟悉的、没有感受而硬写的文章，这些都是教训。当时我激动的心情可以想象。我也没有想到后来我和巴金成为忘年之交，有很多机会和他交往接触，当面聆听他的教诲……
我写过一些回忆“文革”的文章。其中两本和“文革”有关的散文集，一本是《岛人笔记》，冰心为我题的书名，写我在“文革”的经历和见闻。另外一本是《在岁月的荒滩上》，写我“文革”期间下乡插队的真实经历。但我觉得只是用这种纪实文体写是不够的，“文革”这段历史是中国文学家的富矿，它可以写出非常深刻的作品——为什么会发生这么荒唐的事情，人性被如此扭曲，文化被如此践踏。我一直想写一本小说来反思这段“文革”的历史，在心里酝酿了很多年。最近我把这件事情做成了，就是刚刚出版的儿童长篇小说《渔童》，小说先在《收获》上发表，再由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书。这是以一个男孩子的视角来看这段历史。我写了“文革”对人性的扭曲，“文革”对文化的摧残，但我不是为了展现黑暗和丑陋，而是要传达这样一个信念：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人间的美好感情是不可能被消灭的，文化和文明的意志是不可能被消灭的，这种传承也是不会中断的。写这部小说，是因为我受到巴金真诚的感染，是我对巴金的纪念，是向这位伟大的说真话的作家致敬。
(作者系上海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