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燕赵晚报 黄蓥
“散文是老人的艺术吧，有过那么多经历，看了那么多，才能写出这种节制、结实的文字。”日前知名画家铁扬的散文集《母亲的大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评论家谢有顺这样评价他的文章。记者在此向省内特别是石家庄读者推荐该书，1935年生于赵县的铁扬，这次以文学的形式娓娓讲述了他的人生与艺术世界，还以不少篇幅记载了赵县往事。
记者：有人说，如果铁扬不当画家，肯定是个不错的作家。您是怎么开始写作的？
铁扬：有一句常说的话，叫“历史不能假定”。我是个兴趣很广泛的人，在大学学美术时，还曾申请转校学交响乐指挥。那时我对音乐的兴趣不低于绘画。现在写点文字，也是兴趣使然。绘画和文字都属于形象思维，但有些叙事特点的故事，绘画是画不出的，要用文字表达。
记者：您的文章很早就见诸《十月》、《人民文学》等知名报刊，为何到今年才推出第一本散文集？
铁扬：这几年零零散散发表了点文字，但成书还要攒一攒吧。出这本书也是对自己这点文字能力的检验，给朋友们一点快乐，仅此而已。
记者：《母亲的大碗》中记述了很多您的故乡赵县往事，诸多细节展现了石家庄人都不了解的风土人情，您是怎么记得这么清楚的？
铁扬：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过去的“老事”反而清楚起来，我能记住的一些故事，一些人，都具备两个特点：一是他们的美德，美德中有时还有幽默、风趣甚至还有中国式的“狡黠”，这就有了一种文化内涵。二是从这故事中能发现我们民族的生存状态，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或文学或艺术都是因为有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
记者：关于赵县的故事还会讲下去吗？
铁扬：关于故乡还有故事，肯定还会写下去，但我要有个梳理过程，我赞成一位评论家的话，散文应该是老年人写的，有了阅历就有了生活积淀，尤其童年的一切，更给你留下过无法忘记的美好记忆。这记忆中哪怕是一些很微不足道的情节和故事，都能使你展开联想和追问，这联想和追问会伴你终生。那时我常常在房顶上看远处的太行山，觉得县城的城墙比太行山还要高，很使我不解。为什么城墙会比太行山高？村南有个废弃的砖窑，我总想到王宝钏就住在里面，王宝钏和薛平贵的故事家喻户晓。故乡有个天主教堂，外国神父常常在院内散步，我常想他为什么要散步？下地干活儿不也是走路么……童年生活给我留下许多这样的问题，有些我找到了答案，有些我终生也许找不到。后来我长大了，便有另外一些故事在脑子里一遍遍缭绕。由此可见，我所写的人物不会到此为止，也不仅是那些“村事”，最近我又写了一篇大散文，写保定的一条胡同，因为我在那里住过，在那里我度过了少年时代，还有我的大学生活，也是我的一个生活宝库。
记者：前两天在石家庄举行的研讨会上，省内外评论家和美术同行对您予以高度评价。还有人提及您的散文与‘荷花淀派’的关系，您怎么看？
铁扬：大家对于我这本小书的关注和给予它的热闹是我没想到的，当然这也包括了老朋友的热情，还有，人做一件事谁也不愿使它冷静收场，对朋友给我的鼓励十分感谢。至于有人提到我的散文和荷花淀派的关系，我说是没关系的，这不是一个科学的论证，因为一个流派的出现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荷花淀派是上世纪早期以孙犁为首几位作家的一种文学主张，他们有自己的题材，自己对生活的感悟，以及那个时代的文学语言的特征。时间久了，它已成为历史，成为我国当代文学中的一朵浪花。我的写作纯属有感而发的个人行为，再说我也不敢去攀哪家的“高枝”，在文学界我尚是一名散兵游勇。
记者：您女儿铁凝对您的写作有何评价？
铁扬：目前我们父女都习惯于自己做自己的事，至于我这点文字，零散发表过的几篇，也许铁凝在杂志上看到过，但这次成书，铁凝不知道我把书稿寄了出去。我是作为投稿寄给出版社，书出来后，我才送书给她的。我愿意以一个业余作者的身份自由投稿，人家看上就用，看不上就退给我。
记者：您接受采访时曾说目前是画画和写作交替进行，时间怎么分配？
铁扬：我是一位画家，写作是业余的，大多时间还是在作画，但写作也是我的业余生活。
记者：有媒体报道您还在写小说，能否透露一下内容？
铁扬：想写的不是一本，总也犹豫不定。我老家有位表叔，上世纪四十年代，从一个年轻农民，成了为外国牧师做饭的厨师，系着领花，做的一手好西餐。后来，故乡赵县解放，教会关闭，他跟牧师去了北京，北京解放，又去了成都，成都解放，牧师回国，他骑自行车(连骑带扛吧)，从成都回到老家赵县，或许他就是我要写的主人公吧。
记者：很多人对您的 “炕·玉米地·红柜”系列画作印象深刻，现在的您在画什么？
铁扬：除了老题材，还要拣自己有兴趣的画，我愿意旅行，旅行不是旅游，自己旅行就有了对一个异邦、异地从容地认识过程，这时写生也就很有必要，也是一种积累。包括了地域的、文化的、民俗的。现在许多年轻画家不注重这种积累是很可惜的。
记者：铁凝曾在散文中提到您自己做面包，还热衷于收藏，但收藏的东西好像比较另类，包括碎瓷片、马鞍？
铁扬：我的兴趣很杂，在那个没有面包的时代“研究”面包，现在虽然有了面包，我还在做，做自己喜欢吃的，买不到的。至于我的收藏，这里有误传，我收藏“土”物件。收藏过棒槌、擀面杖、织布梭，现在收藏农村挂在房梁上的木钩子，拾柴火用的锔子，一些村民自制自用的刀具，以及民间原汁原味的“杂项”，目前，木钩子我就有上百个，有的已上百年。我从这里可以体验到劳动的痕迹，有劳动痕迹的物件就有亲切感，你把它们拿在手里，就会给你增加劳动的信心。
记者：铁凝曾在一些访谈中谈到您对她的影响。您认为自己对铁凝的影响大吗？
铁扬：这里不能用影响大和小来回答，但一个家庭对子女的影响总是会有的。比如我建议她到农村插队，是为了让她去认识社会，认识中国农村，当时这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青年是很有必要的。还有她早年读书也是受到家中的藏书熏陶，我曾督促她读过一些书，那是个书荒的年代，但我的书架上还“鬼鬼祟祟”地摆着契诃夫、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什么的。读唐诗，我督促她要背。《三国演义》中那个“青梅煮酒论英雄”的章节，我家三代人都会背。此外，造型艺术对她也是有影响的，她也从中得到过补益吧。
文学艺术是有高低之分的，也许铁凝从那时就领略到了文学艺术的高低之分。当然，仅此还不能就是一位作家，她还要把有限的经历拓展成无限，用超常的容量接纳社会生活，找准自己对生活的角度。老作家对她的关心和关注，也使她受益匪浅，比如孙犁、冰心。
记者：您不但自己事业有成，还培养出个大作家，在培养孩子方面有什么心得？
铁扬：成功永远是相对的，我永远不会认为我就是事业有成，我在劳作中寻找自己的不足，至于我能“培育出一个大作家”，就更荒诞，一个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出几个作家，是有许多因素构成的，家庭是一个因素，还有社会的、时代的、加上自己的。
铁扬，1935年生于河北省赵县，1960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水彩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全国美术大展评委，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科技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河北画院专业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