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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宣平:江南水乡走出的中国散文史家——范培松

2015-12-10 22:43:21      来源:      人气:4128

    浩如烟海、群星璀璨的20世纪中国散文天地里,他就像一个天生的“精灵”,用水乡学子独具灵性的慧眼,以宜兴人认真、质朴、坦率的个性魅力,以苦修养成的扎实理论功底,不计世事纷扰,几十年如一日、心无旁骛地阅读、揣摩、梳理、研究中国的散文,取得一个又一个令学界侧目的成果,竖起一座属于个人的、20世纪中国散文史研究的丰碑。他,就是从宜兴南溪河畔走出去的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范培松。

    ——“干将”新传

    苏州,春秋时吴国都城。相传一心争霸天下的吴王阖闾,想铸造最锋利的宝剑,于是请来了铸剑高人干将。干将受命历尽千辛万苦,铸造出了两把绝世宝剑,一把叫“莫邪”,一把叫“干将”。这两把宝剑远比当时的“鱼肠”和“湛泸”更为锋利。其锋利程度,有山石为证,那就是虎丘的“试剑石”, 二千五百多年来,向人们诉说着这个一剑便将巨石劈为两半的传奇故事。苏州的干将路、干将坊,都是纪念“剑仙”干将的地方。自从苏州建城至今,二千多年,干将路始终横贯全城,恪守着这个古老而传奇的故事。也许是剑仙有灵,也许是这方土地有灵,天生容易生成被人传扬、被人尊崇的高人和传世作品。

    自古以来,有着干将剑仙传奇故事的土地上,尤以屡创文化传奇著称于世。据历史记载,这里的文人墨客曾有14次在全国文坛领衔,创造了中国文坛少有的“苏州现象”,比如:孙武的《孙子兵法》是国内第一部军事散文;王鏊的台阁体影响文坛几百年;包天笑、周瘦鹃的鸳鸯蝴蝶派享誉海内外;陆文夫在上世纪80年代开创小巷文学;东吴大学教授黄人在上世纪初著述国内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冯梦龙小说,金圣叹评论都曾在历史上独领风骚。

    “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是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拉开帷幕的。它的帷幕刚刚揭开,就立刻演出了一幕幕精彩、壮丽、生动的活剧,它的神韵在一个世纪之后依然放射了不绝如缕的光彩。”(范培松:《中国散文史》(20世纪))。凡熟悉、喜欢中国散文的读者和作者,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近百年来的中国散文,流派纷呈,风格各异,纵横交错,浩如烟海。毫无疑问,中国散文,在百年的时代剧变和人性交锋中,充当了至形、至争、至和、至美、至性、至情的独特作用,充当了文学至于时代、至于社会的先锋。对这个时代中国散文的梳理、归类、研究,是一项浩繁的巨大工程,它历史地落在了当代散文史学家的身上,范培松教授充当了这支研究大军的领军人。

    本世纪初,由范培松教授著述,诞生于苏州古城的20世纪的《中国散文批评史》和《中国散文史》共150余万字的鸿篇巨制,无疑又一次领衔于时代,领衔于当今文坛,在这条传世中外的干将路边竖起一座属于时代、也属于范培松个人的中国散文史研究丰碑。

    2008年9月29日,对于范培松教授,注定是一个收获的日子,在南京凤凰台宾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大学、苏州大学等十余所高校的著名教授,《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江苏社会科学》的知名编辑等,当今国内相关领域顶级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召开“范培松《中国散文史(20世纪)》研讨会”。令人兴奋的是,与会学者高度评价了这一文学史巨著,认为:该著作高屋建瓴、辨本清源,对20世纪的中国散文进行系统的梳理、概括和总结,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一个极大的贡献。

    关于这部史书,学界有许多赞誉:专家们说,《中国散文史》是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珍贵范本;专家们说,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完善的一部中国现当代散文史”;有专家评价此前范培松著述的《中国现代散文史》时果断预言:“一个事实将被历史证明,这本著作将在整个中国现代散文史的研究中树立起一个新的里程碑。”与众多赞誉相比,我更喜欢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晖、周稳在《独具风采的散文史》中,对这部著作的评价:《中国散文史》可谓“一个人的文学史”。著文学史难,著一个人的文学史更难;著深具独立学术与独立人格之文学史难乎其难。值得欣慰的是,范培松以他几十年的积累之功,以他独具个性、独具超拔、独具魅力的学人气派,为学界奉献了这部堪称散文史记的煌煌大著。

    在这么多评价面前,范培松教授显得淡定平静,他这样评价:“这是我20余年坐冷板凳,和散文相依为命的成果。”

    在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圈子和作家圈子里,范培松的名字是和“散文”二字联系在一起的,散文是他的“标志”和“符号”。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留校任教开始,范教授与散文结缘已近半个世纪,他痴迷散文、揣摩散文、教学散文、写作散文,研究散文史,散文是他的灵魂和化身。为了散文,他几十年聚精会神,呕心沥血。

    干将路边有座公园,里面的小桥流水、假山土丘、曲廊亭榭、古树花草、步道平台,错落有致,处处有景。在以精致、小巧园林著称的苏州古城里,这座公园地势开阔、占地面积又特别大,所以,当地人称“大公园”。范培松教授的住所就紧邻“大公园”。从早到晚,在这里散步的市民非常多。我和范教授曾聊起过这里的人气,我说:一是环境好,二要人气旺,就特别适合老年人散步。教授对我的看法非常赞同,他就经常在这里散步。在众多的散步人群里,范教授的形象让人远远地一眼就可看出来。年近七旬的他身材高大依然俊朗,两条长腿总把每一步摔得很大,踏得很结实,一双长约近膝的双臂,总是摔得那样潇洒随性。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他的形象与他的个性一样,率真洒脱。

    范教授的老伴冯老师说,平时范老师在大公园里散步,可有时走着走着,忽然会急急地赶回家,为什么?他脑子里忽然有了新的灵感和思考,要赶紧记下来。在家也一样,有时晚上睡着睡着,会打开床头灯,取出纸笔,记下梦中所思所想。我注意看过范教授书房的摆设,床和桌子靠得很近,只插进一双腿去,这实在是方便休息和写作,他家里的两只台灯很有特色,大肚小口的花瓶灯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的喇叭口灯罩,只是灯座、灯罩上的图案,大红大紫大黑,色彩对比鲜艳夺目,就像20世纪中国散文的历史,大起大落而又精彩纷呈。这台灯一盏搁在书房的电脑桌上,一盏在客厅的电话机边,一位学者家里最需要照亮的两处地方。我完全可以猜想出,这台灯也许是教授完成这部传世著述的见证人,也许也给了教授细微的揣摩散文的灵感。教授说,这是孩子们送的。哦,要感谢这条干将路,这座大公园,给了教授写作的灵感和氛围,更要感谢教授的家人,助他圆满了这一桩非同凡响的中国文学历史功德。

    范培松是地道的宜兴人,1943年7月10日,他出生于徐舍镇中范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61年毕业于徐舍中学,1965年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江苏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先后担任24年苏州市作家协会主席。范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可谓著作等身,据统计,到本稿写作时为止,范培松教授共出版专著11部,散文集1部;主编及编著各类文学作品10余部,发表论文120余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述为《中国散文批评史(20世纪)》、《中国散文史(20世纪)上下卷》共150万字。目前,在省市有关领导的直接支持关怀下,计四百余万字的九卷《范培松文集》即将出版。

    ——温暖的乡音

    我与范培松教授认识,完全是因为“乡情”二字。

    我将近年来所写的有关乡村风情的散文结集出版,朋友建议我请范培松教授写序。说实话,当时无论如何都没敢奢望范教授能为我写序,我一个年届六旬的业余作者,哪会入得了范培松这样大教授的法眼?不过,在朋友们的支持和电话引见下,我壮大着胆子,定了定神,还是叩响了范教授家的门铃。以后的日子,我和范教授数次交往,聊过天,说过笑话,在家旁边的苏州大公园散过步,在“水天堂”餐馆一道用过餐,我亲手操作过教授那承载太多、启动时间长达1分30几秒的电脑,在他满是书柜、书桌和满眼是书的书房里、唯有这处清爽的那张正对房门整洁的单人卧床上落过座。

    最有意思的是,我住在苏州的第二天一早,教授按约准时来到宾馆,说是要陪我去吃一碗最好吃的面条。我俩并肩走着,姑苏城冬季早晨的空气,虽有点刺骨,却不干不燥也宜人,教授说了个关于这碗面条的故事:几年前,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系许清云主任,几次电话邀他再次赴东吴大学任教,因多种原因,教授未能从命。那天许主任竟来苏州,再次相邀,恰是早晨,教授问:“不知许先生早餐用过没?”许先生爽快地说“还没”。教授说领你去吃一碗苏州的面条。许欣然应允。于是,他们一同来到离家不远的“东吴面馆”,点了两碗面条。等许先生吃完面,教授风趣地说,我不去台湾,原因就在面里。许若有所悟,相视一笑,再不提邀请讲学之事。故事说完,一抬头,“东吴面馆”就在眼前,两间门面,一间镶着大玻璃,一眼可见店堂里走动的食客和八仙桌、长条椅,一间宽边的木框玻璃门,一推一拉,吱呀作响。教授说,你找位坐下,一会儿人多了,位置难找。我找好座位,看着教授熟门熟路,买筹、排队,然后端着两大碗面条落座,还特意给我加了一小碟清炒虾仁。我看这面条,红汤白面,盖一块大肉,那肉,酥软可口,入口即化,顿时胃口大开,不声不响,一大碗面条全灌入肚。教授问:怎么样?我只说:好!我想起了老家这边的阳春面,也是这么红汤白面,加上一块大排盖浇,也是这般味道。教授独爱这面,恰是骨子里的乡情,因为在他的心里,苏州与宜兴,中间仅隔一湖水,都是家乡。

    范教授为我这本名为《金色的麦场》的乡村散文集写的序,极为动情,令我十分感动。他写道:“屈指算来,离开家乡已经整整五十年了,但是,对家乡的一切还是那样痴。记得六月的一天,刚刚吃完早饭,就有人来敲门。打开门,乡音扑面而来,自报家门是宜兴来的,姓任。我们一见如故。他老家离开我老家不远,是邻居。他的生活阅历很多和我重合,共同的话题,使我们有说不完的话。我暗暗称奇,他讲的一切,居然都能勾起我的浓烈的回忆,相谈甚欢,真是亲如一家,仿佛他是我失散多年的兄弟。怪不得,今天早晨,院子里的树上,一只喜鹊直朝我家鸣叫,原来,天上掉下个结结实实的老兄弟。”

    乡情至于人性,其实就是一具母本,一具与生俱来、无法改变的印记,它生成在你的灵魂深处,影响着你的言行举止,只是有人重些,有人轻些。我非常强烈地感觉出,这样的影响于范培松教授,很深很重。

    在范教授的眼里,“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是宜兴”;他说, 每次我一进入宜兴,就感到它的天空特别的蓝,空气特别的纯净;他说,小时候家里很穷,读书时,所有的学费都是减免的,他一直觉得是党和政府培养了他,是家乡的水土哺育了他;他多次和我念叨读中学时的朱校长当年对他有恩;他喜欢喝家乡的茶,无论是新街紫笋、阳羡雪芽,还是南山的毛尖、白茶;他喜欢用家乡的紫砂壶,陶都的紫砂大师,他能叫出一多半;他爱吃家乡土地上产的所有食物;他相信人生有轮回,他想方设法回报家乡,回报有恩于他的老师、亲人和朋友。

    《江南晚报》上发表这篇序时,用了个标题叫“温暖的乡音”,他看到了以后,打电话给我,说是标题取得非常好,虽然并没征求他的意见。我说,这是我给起的。说完,两人都在电话里大笑。

    ——滔滔南溪水

    南溪河是横贯宜兴半境,注入西氿、东氿,连通太湖的一条河流,因为有了这条河,因为有了与她并行的另一条北溪河,宜兴古称荆溪。南溪河水是活的,千百年来,她流淌着来自青藏高原古称中江的清澈雪水,传承着来自中原的地脉灵气,也承载了这方土地上持续的苦难和不幸。

    范培松是喝南溪河水长大的,又随着这南溪河水,流啊流,流入太湖,一直流到了湖对面的古城苏州,在那里生根、发芽,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范培松对南溪河水,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一部长篇传记散文《南溪水》即将问世,我有幸读到了电子版全文。《钟山》今年第二期隆重推出。这是一部史诗般的散文,是范培松教授近两年用鼠标蘸着泪水写成的心血之作。上海交通大学著名教授夏中义读后,赞它是“范培松心中的《史记》和《红楼梦》。”它记述了北宋名臣范仲淹后人一支迁居宜兴中范村的第26、27、28、29世孙,在特殊岁月里经受的辛酸和苦难;它记述了这个时代最令人怀念而又印象深刻的水乡风情;它揭示了最具时代印记的各式人物;它更写出了南溪河水流淌不息、孕育出的无与伦比的情与爱,它以优美浪漫的笔调,喊出了至真至纯的天理人道。

    我喜欢这部散文。

    “灯光如豆。妈妈在纺纱。呜呜的纺线声,在静静的夜晚,如阳光一样和煦。依在她边上,偎着那如豆的灯光,我复习功课。家贫,没有钟表,此刻也不知何时何分。鸡窝里似乎并不安份,不时发出骚动声,准是那只骚公鸡,偷偷在吻那只小母鸡,一会儿,安静下来。猪圈里的那头母猪,酷爱喂奶,似乎它只有喂奶才能证明自己爱儿女,那群猪崽子,吃奶放肆得很,挤轧着拼命吸吮,响声一片,不亦乐乎。”——这是六十年前,南溪河边一户农家的夜晚,里面的 “我”,就是范培松。

    “那天刚吃完饭,突然他们闯进来了,象蝗虫那样一片,见人就杀,走到那里杀到那里。你爷爷那一辈,我们范家有整整十八房半,几十条人命那!”“什么叫十八房半?”“就是你爷爷的兄弟姐妹和他爸爸的堂兄弟堂叔伯,加起来有十八家,爷爷还没有结婚,只能说半家。长毛把我们范家的十八家统统杀光。爷爷机灵,翻到一堵隔墙里,捡了一条命”。——这是范教授小时候听母亲说的家族血泪史。

    “爸爸是条硬汉子,沉默寡言,不苟言笑,整天不说一句话,苦难封闭了他的嘴巴,日月榨干了他的情感,永远是呆呆地想,默默地看世界,村人称他为‘富呆子’。长大了,我才知道,他的寂寞孤独是一座喜马拉雅山。”——范教授心中的父亲。

    “她是那么喜欢水,或许她就是水做的,她成了我的命中的象水一样的未成形的新娘。她和我前后生活在一起,没有超过半年,南溪水就把她带到了遥远的地方,从此,我再也找不到她了。她再也不会和我平排躺在红花郎上,掐着那一根又一根的红花郎了。她走后的漫长岁月里,每当我看见圆圆的脸的姑娘,就会想起她来,是不是秀珍转世了呢?”——范教授的童养媳秀珍,一个可爱的圆脸小姑娘死了,这一章的标题叫“飘逝的草帽”。

    “姐姐,你在天堂里好吗,那该死的阑尾炎治好了没有?”——这是范教授从心底里喊出的对姐姐的爱,也是对愚昧和落后的声嘶力竭的控诉!

    “结婚无浪漫,河水依依,倒给了我一片静谧的天地。白天在学校,充耳的是污言恶语,回到家,傍水而坐,在妻子的安慰中,舔着伤口,抹掉污水,听听咿呀的撸声,忘却了一切。”——那不堪回首的岁月里,范教授在姑苏城里的新婚生活。

    “房间的窗户早已被纸糊上,钉死。门上有个洞,外面24小时监督我。……进了房间,这位头头令我解下皮带,交给他,同时把我的东西仔细搜查了一遍,仅留下一本毛泽东的语录,一本毛泽东选集的四卷袖珍合订本。在地上铺一条被褥,就是床。一只粪桶,成了我的马桶。”——那个史无前例的年月,范教授被莫名其妙地关押整整一年半,几次死里逃生。
“难道远在家乡的妈妈感觉到了我的变化,在斗室的上空响起了她的声音:儿子,不能动摇。太阳就是太阳,月亮就是月亮,人就是人,鬼就是鬼!”——在最困难的时候,远在太湖对岸家乡宜兴的母亲给囚禁中的范教授以活下去的力量和信念。

    《南溪水》的最后一章叫“而立”,1972年,范教授而立之年的8月6日,终于走出囚室,见到了都已陌生的妻女,他回到中范村,妈妈没了,妈妈是听说儿子被抓、被关、被斗急火攻心急死的。教授深爱自己的母亲,他一直对身处逆境未能见母亲最后一面而抱撼。从此以后,他在报刊发表文章,常用“艾袁”署名:“艾”是哀思、哀悼和爱的谐音,“袁”字是他母亲的姓。

    ——导师和他的学生

    18个月的囚徒岁月,磨炼了范培松的意志,让他学会了思考,学会了怀疑,更让他与散文结缘并着迷,这一迷,至今迷了四十多年,使他的散文研究和教学道路越走越宽。由于他突出的学术造诣和教育成就,1986年4月,范培松从讲师越级晋升为教授,成为当时轰动全省的新闻,他成了全省最年轻的文科教授。当年的新华日报曾在头版位置作了专门报道:“复旦大学教授在鉴定时认为,范培松对写作学科有较全面的研究,对散文写作尤有研究,是我国近年来崛起的卓有成就的散文研究家之一”。也就是从那一年起,他受聘为文艺理论硕士生导师,开始招收文艺理论硕士生。1993年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在范老师的家里,我看到了当时晋升为教授的聘书和国务院颁发的证书。

    2012年春节临近,好像范教授和弟子们之间的联络也开始多起来。那天,我在教授家,电话铃一阵接一阵,范老师拿起话筒,一听是学生打来的,便有一阵笑声,这位性情中的大教授,听到弟子的问候,总要开怀地笑一回。这些大都是弟子们打来的问候和预约电话,一天天地排,和学生们的聚会差不多要排到春节了。范教授说,每年都这样。

    范培松教授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带硕士和博士生,至今已25年多了,每年都有几位弟子在他指导下完成学业,从他手里接过博士帽或硕士帽,到现在已是桃李满天下了,准确的数字,他说不上来,不过他给我看了学生们整理的电子文档“苏州大学现代文学散文研究方向的博士、硕士通讯录”,我数一下,整整84位。教授说,这些活跃在当今中国文坛和文学教学、研究岗位上的范教授弟子们,好多已经功成名就,有的甚至也已经是博导,和范教授平起平坐了,可他们和范培松
这位导师的关系还是非常亲密。这是范教授数十载教学经历中最宝贵的成就。

    借着还有一点时间,我请范教授谈谈自己的学生。

    在范教授的脑海里,他的弟子永远都是最棒的,他对每一个弟子的研究方向、擅长的学术领域大都了如指掌,而且这个话匣一打开,就像打开一扇扇闸门,他如数家珍般向我描述起自己的弟子来:

    王尧,范教授的第一位硕、博连读弟子,博士生导师,五十岁的年纪已经担任多年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去年从范教授手里接过了苏州市作协主席的担子。范教授说,王尧长于从思想文化角度来解读研究现代文学,目前在国内名气很响;

    丁晓原,常熟理工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报告文学,很有成就,是鲁迅文学奖的评委;

    徐国源,苏州大学凤凰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范教授和我聊起他曾经的两位女博士,一位叫蔡江珍,文笔了得,她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执意要报考范教授的博士生。因为她在散文研究领域里已经颇有成就,某大学动员她报考他们的研究生,但是她坚持考范培松的。介绍到这里,范教授忽然说起一个笑话来。他说:有一年,他带着蔡江珍和另一位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的女博士生蔡丽去海南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朋友们调侃说:“范培松带了两个女博士,一个是东施(师),一个是西施(师)。”我们都大笑。我想,学术界也不乏幽默,范老师的谈吐就充满着学究式的幽默元素。以下的聊天,范教授就以“东施”和“西施”来称呼他的两位得意女弟子,他说:这两个人在学术上都很厉害,“西施”从我这里毕业后,到云南大学文学院任教。“东施”在福州晋江学院中文系当教授。两个女弟子,“东施”依然在东,“西施”还是在西。范教授咂咂称赞 “东施”的毕业论文,南京大学的专家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看范教授说着这些,笑得眯缝着眼,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我想作为一位导师,弟子的成就,是他的骄傲,也是他最为幸福的回忆。

    弟子们令范老师感动的事还有好多,比如:他家每年元旦早上,都会有快递公司送鲜花来。连续多年,从不间断,他一直不知道是谁送的。去年在通电话时,才知道就是这位“东施”从千里以外的福建快递过来的。

   范教授说,还有王晖,很了不起的,他的博士毕业论文,同时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权威刊物发。这在学术界是很少有的啊!结果,南师大把他作为特聘教授引进。

    有的博士毕业后,因管理方面的杰出才能,在各个重要岗位上任职,如江涌,杨新和陈龙等。

    ——风情海外

    范培松教授在现代文学,特别是在中国散文领域研究教学方面的卓越成就,吸引了海内外学界的目光,近二十年来,先后多次受邀赴台湾、香港、韩国等地讲学。面对异国异地的学子,范教授以他特有的带着宜兴口音的普通话,凭借豁达爽朗的个性魅力,把深厚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他本人独特的研究成果,向更广阔的地域和空间传播,获得了众多赞誉。

    范教授说,他去台湾东吴大学任教的时候,由于历史的原因,台湾地区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许多作家的书开禁不久,范教授给学生们讲现代文学史,讲鲁迅,讲郭沫若,受到校方和学生们的极大欢迎。范教授说,讲到这些课的时候,台湾学生们的学习气氛和讨论气氛都非常好。

    在结束台湾讲学的时候,班长抱来一大箱书,说每个学生精心挑了一本台湾地区作家的散文集送给老师。啊呀,这下可把范教授开心坏了!优秀的散文书籍对于他,如同自家的孩子一般珍贵,只是登机时的随身行李严重超重,光运费就多花了300多元。不过他说,他现存的台湾地区作家散文是比较全的,都是这一批台湾学生的功劳。

    我和范教授聊他在海外讲学经历的故事,是在他家边的大公园里进行的。就这么边走边聊,轻松、自在,聊的话题也充满乐趣。

    范教授学生时代学的是俄语,出国讲学有时要用翻译。说到讲学时的翻译,范教授又有好多故事。比如:1991年的香港,通行语言还是英语,范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时,香港著名的理论家小思给他做翻译。范教授说:“我讲一句,老太翻一句,配合得虽然很好,只是说过一句要等她翻完再说下一句,影响思路,讲起课来很不爽”。 1993年范教授应邀在韩国全北大学讲演时,他带着宜兴乡音的国语着实使翻译受了累。当时为他作翻译的是全北大学一位教授,毕业于台湾大学,说一口流利的国语。讲演完毕,翻译累得满头大汗,一边擦汗,一边问范教授:“你的国语怎么和我在台湾大学学的不同,翻译好累?”范教授不由得笑起来,说,这是方言——宜兴话!原来是教授的乡音折磨了他。范教授在台湾东吴大学任教时间比较长,他对台湾的国语水平和国语讲学的感觉不错,只是开始讲课时,也闹过一点笑话。范教授说:他第一堂课的自我介绍是这样说的:“我叫范培松,是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结果学生们哄堂大笑,他一下愣住了,就请一位女生站起来,问她为什么笑。她说,先生,你这个“搞”字在我们这边,是说坏事才用的。哦,原来如此,于是,范教授郑重地重新自我介绍:“我叫范培松,是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这下好了,话音一落,满场掌声。教授说,开始一段时间,他带着一点宜兴乡音的普通话讲课,同学们有时听不大懂,尤其是讲到激动处,速度快,嗓门高,有的同学急得哇哇叫。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学生们慢慢地听出味儿来了,习惯了,适应了,也跟着喜欢起范教授带着宜兴口音的普通话来,范教授和学生们说,我一定改掉乡音,慢慢用国语讲,但学生们反而齐声说:不要!不要!你的乡音,好听!

    外出讲学的经历,范教授与这些海外学生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他说,好多同学对他这个客座教授的感情深得都无法用文字形容。范教授很激动。那次在台湾讲学半年期满返回,在桃园机场登机时的一幕还记忆犹新。他告诉我:考虑到桃园机场离学校很远,离开前的最后一节课上,他专门交待同学们,不要去送,不要流眼泪。大家都说,好的。谁知第二天,他一到机场,学生们都来了,一个一个抱着他拍照留念,还有一个女同学执意把他原先的领带解下来,帮他换上新的。待到范教授终于走进海关大门的时候,更让人感动的一幕出现了:同学们呼啦啦扯出一条横幅标语:“我们不流泪”!说是不流泪,却都挂着泪花。范教授说:当时把我感动得啊,眼泪流下来了。

     还有一个事情很感人的,1999年范教授去高雄师范大学讲演后,一位家住高雄的女生专门叫她父亲开车过来接教授去恳丁游览。那天教授刚出校门,一直候在校门口的这位女生父亲就迎上来:请问你是范培松先生吗?教授说,是呀。老人作了自我介绍后,教授就上了老人的车。范教授有点纳闷,他与这位女生的父亲从未见过面,怎么会一眼认出他来呢,就问老人:校门口这么多人,你怎么会认出我的呀?老人一笑,说出了其中的缘由:原来他为了这次来接范教授,专门去图书馆借阅了有关资料,特意观看了台湾一家电影公司拍摄的大陆现代作家系列片,找到其中范教授讲授朱自清的内容,记住了范教授的长相。和我聊到这里的时候,范教授声音提高了好多。他说,这是台湾一位普通的农民啊,为了能认出他来,居然花这么大的功夫去查资料,太让人感动了。范教授对这一次住台湾农家的经历记忆很深。

    ——宜兴的“黄埔军校”
   
    宜兴是著名的“教授之乡”,历来有“无宜不成校”的美称。与好多卓有成就的学者、教授、乡贤不同,范培松教授的名字,在宜兴的知名度却是比较高。这源于他在宜兴有好多学生,更源于他始终不变的浓浓乡情,以及他的学养和个人魅力。

    1985年,时任苏大中文系副主任的范培松,受聘担任宜兴电大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那一次返乡指导的数天时间,给当时电大的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私下里把他这位在散文、报告文学研究领域名声卓著的老乡教授传得有点“神”。学生们仰慕他的学识,更仰慕他宽慈待人和严酷治学的品行。当年受他指导的宜兴电大学生裴秋秋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描述这位尊敬的导师:“吃饭时,他会像溺爱孩子的父亲,为你搛一筷菜,舀一勺汤;休息时,他会与你亲如一家谈天说地,欢声笑语。一旦坐下来指导文章,气氛立刻从春天走进冬天。虽然,他的语言依然平和,但却像铆钉般丝丝入扣,特别是对不足之处,哪怕是标点不清,他决不宽容。”

    1987年,范培松教授在宜兴有了更多的学生,那就是被苏州大学中文系誉为宜兴“黄埔军校”的“苏大中文系宜兴班”的学生。这个班是在当时的宜兴市委、市政府支持下,苏州大学决策由范教授亲自操办的中文系校外成人函授大专班。这在当时的高教领域,还是个破茧不久的新事物。

    我们就把视线推到二十五年前的那些岁月:改革开放以后的宜兴,百废待兴,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正需要大批有魄力有文化的管理人才,而现实又是非常严峻,从文革中走来的大批骨干痛失了10年学习机会,急需补上文化这一课。当时的市政府分管领导找到了范教授,请求苏大给予支持,到宜兴办成人函授大专班。教授有一个习惯,和他接触过的家乡人都知道,只要是家乡的难事,在他看来,都是大事。只要可以办且能办的,总是尽力相帮,这是教育上的事,更觉得这是他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对家乡能做的最好的回报。他的提议得到了学校领导的批准和支持。

    这个成人函授大专班,学员年龄相差很大,最大的四十多岁,小的只二十来岁,有的还没结婚,文化基础不齐整,教和学的难度都很大。三年时间,每隔两周,苏州大学中文系老师来宜兴上整整三天课,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学员们边工作边学习,集中时上课,平时做老师布置的作业,也克服了很多困难。范教授和全系的授课老师们奔来奔去,车轮式的连轴转,花费了太多心血,一丝丝,一点点,学员们都记在心,家乡的父老们也都看在眼里。为了写这个文章,我特意走访了部分学员。

    二十多年过去,当年的学员们,大都已年过半百,有的已经退休,有的已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他们都说,范教授作为当时苏大中文系的系主任,为这个班的开办和教学付出了很多心血。他派来的老师都是系里最好的。我曾专门看过这个班任课老师的名单,一长溜,共有29位,大多是教授、副教授。范教授还精心选派了责任性强,富有政治工作经验的宜兴藉教师,现任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缪学为担任这个班的班主任。每开一门课,范教授把任课老师的专业特长和教学特色,都提前向学员逐一介绍,让学员有准备地听课,还把学员的情况预先与任课老师沟通,想方设法加深学员和老师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支持。整个办班过程,师生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这样的师生感情,一直保持着,直到现在。

    徐国君学员是负责上课事务的班委,当年算是班里的一个“忙”人,五十多岁的他很健谈,和我也投缘。他说当年他们这个成人函授班,与周边县市相比算是办得最早的。老徐回忆起二十多年前范教授对他们的教导,非常感激。他说:“对于我们这些受文革影响,文化基础差的学员来说,最难的就是要过入学考试这一关,国家统一组织的成人高考,那可不是开玩笑”。范教授在动员大会上讲话,除了鼓励学员们努力复习,争取考出好成绩以外,有一句话老徐记得最清楚,就是 “苏大不送分!”老徐跟我强调范教授定的这个教学原则,他告诉我,范教授是这么说的,学校和老师们也都是这样做的,录取时不送人情分。150多人参加一年多的复习,其中有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还有新闻单位的记者编辑,都是拼了命的,不拼不行啊,谁都珍惜这次机会,可一考下来,还是淘汰了一百多,只录取了48人;老徐说,学习的三年时间里,主科副科加起来近二十门,每门学科的教学都按范教授定的大纲要求完成,考试也绝不送人情分,要是一次考试没通过,老师就会单独给你辅导,下次补考。不送分——体现了教授一贯细密、严谨的治学作风。也使学员们真正学到了知识。

    范教授自己亲自担任“写作”课的任课老师,指导学员们的写作。说起来也有意思,这么多授课老师中,范教授上的课给学员们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这一点,我在和好几位学员聊天的时候都有明显的感觉,也许因为都是宜兴人、带着一种特殊的乡音语调和乡土情感,也许是因为范教授的讲课风格和内容特别吸引人。我想,这些因素都有。於淑英学员告诉我范教授上第一堂写作课时的情景。她说,范老师要求每个学员各写一个关于自己的小传,她的这篇小传得到范老师好评,当时鼓励她的话,还记得很清楚,范老师曾对她说:你照着现在的路子写下去,一定会有成就的。这一篇被范教授细心地写着眉批、写着总批、画着好几个双圈的作文,於淑英一直把它作为珍贵资料保存着,有时,还会拿出来看看。

    应该说,这个被称为宜兴“黄埔军校”的成人函授大专班,在范教授和苏大中文系好多老师的努力下,办出了特色,也办出了成效。1990年毕业以后,又接着办了个丁山班。这一大批毕业的学员们在后来工作中,大都成了各行业、各单位的领导和骨干。也就是从那时起,宜兴与苏大、与苏州的联系日益扩大、日益加深。近十多年来,宜兴每年都有上百、甚至数百名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入苏大就读,有数百名完成学业的宜兴学子在苏州就业。范培松教授一直在沟通家乡宜兴与苏州大学、与苏州的联系方面默默地奉献着。

    ——兄嫂眼里的范培松

    现在的南溪河是芜申运河中段的一部分,经过几年前的开挖、拓宽、驳岸,南溪河这一段水域宽阔、大气,一年到头,各种铁驳货船熙来攘往,非常热闹壮观。

    范教授出生的中范村边有一条河,是南溪河流经这段南岸最宽阔的一条支流,这条支流连通着南溪河和流经我老家村前的厔溪河,承接着南部天目山余脉来水。河道到了中范村边,水面特别宽阔,河水清爽、平静而流动,岸边芦苇密集,沿岸圩堤围起的圩区土地,平整肥沃,是标准的水乡地貌。几百年前,范氏先祖们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落地生根,繁衍生息。
只有几十户人家的中范自然村算不上大村,范姓是大姓,小巧而安然,有着水乡村落的诸多特征,她与北面的湾埂村、南面的前范村,像排阵一般,一户挨一户参差坐落于河道西岸。我从新建的徐舍临津大桥下来,就是顺着这河岸边圩堤上修筑的水泥村道,一直往南去中范村的。

    在中范桥头,我向村民打听范培松教授的兄长住哪?村民朝桥东一指,那不是来了吗。嘿,巧了!一位年届八旬的精干老人,扛着锄头正从桥东走过来。他叫范鹤松,就是范培松的兄长。范教授母亲共生了11个孩子,长成人的只有3个,教授唯一的姐姐青春病亡,活下来的就兄弟俩。我要和教授这位兄长聊聊。

    老人也是上过学的,只是他上学的时候正逢兵荒马乱,家里又穷,没两年就无奈辍学。老人很自信,说是他小时候也蛮聪明的。哦,怪不得,这智商肯定是有遗传的。我对他们兄弟俩的名字感了兴趣。老人告诉我:他们兄弟的名字都是算命先生起的。说是在金木水火土的五行里,他缺木,所以取名鹤松,弟弟缺土,所以取名培松。这五行,我不懂,只是老人讲得认真,我信。

    说起范培松,兄嫂俩有聊不完的家常。老范说:我们父母都是文盲,瞎字都不识一个,我又没读到书,家里把读书成才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这个最小的弟弟身上。培松小的时候,家里很穷,生活苦得不得了,他读书从来不要哪个教,放学回来,自己看书,做作业,夏天的时候,蚊帐里放一盏小洋油灯,自己看书学习。他小学时的老师叫汪孝青,很喜欢培松,说培松很聪明,在小学里就跳了两级。培松小的时候一点不调皮,就是脾气有点躁。放学以后,常跟着自己樵草、捉鱼。

    范培松考取大学,去苏州报到的时候,是他和爸爸送到轮船码头的,一只破麻袋和一只纸板箱,装点衣服书籍。这只纸板箱子范教授现在还保存着的。老范说,当年他看弟弟的裤子实在太破,就把自己身上那条唯一的半新旧裤子脱下来,让弟弟换上去苏州的。老人说,幸亏培松念书聪明,年年都有助学金。

    令兄嫂记忆犹新的,最是范教授被造反派关押、老母过世、弟弟不能回来尽孝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老人记得很清楚,造反派通知他去学校的时候,范教授已经被关押一年多了,一到学校,他赶紧问一位姓蔡的造反派:我弟弟的党籍开除了没有?姓蔡的说“没有”。他一听这话,当时心里就有底了,他相信弟弟没罪,弟弟一定没事。老人讲到这里的时候一再强调:这位姓蔡的造反派,还不算太坏,因为他告诉了我实情。这位当过生产队小干部的阿哥,有点政治常识,只要党籍没开除,说明党相信弟弟,就没事。

    当年关押范教授的地方,兄嫂都去看过。老范说话有点木讷,阿嫂却是大嗓门蛮健谈,阿嫂叫王仙大,娘家在埝南村,离我老家村子更近。她说:“造反派带我们上楼的时候,我看到楼梯上、走廊里到处都是灰,门都关着的,我的嗓门大,造反派不准我大声说话。到了房门口,造反派打开门锁,敲敲门,阿叔(老家那边习惯,女人生了孩子后,都跟孩子一样称呼丈夫的弟弟)听说来人,门只开了一点点,我从门缝里一看,空空荡荡的一间屋,角落里一张地铺,挂一顶蚊帐,其它什么都没有。到苏州的当天,我们没能见到阿叔,造反派告诉我们,范老师要明天才能见你们。当时我就估计到肯定是头发太长了,没法见阿哥阿嫂。果然,第二天见到他的时候,头发是新剃的。当我们把带去的黑袖套递给他,告诉老娘的死讯时,阿叔楞住了,当他反应过来以后,就把手中的红宝书摔到桌上,大骂造反派,当着造反派和我们的面,放声大哭。那一场哭得啊!他这么一哭,我们也跟着哭。因为老娘是听说弟弟被抓的消息后,急死的。”

    听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眼泪又出来了。上次听范教授说起这事,我就哭过。我感同身受。

    这位健谈的老阿嫂打开了话匣,辛酸的事一件连一件:“那天见面的时候,我问阿叔,你睡在地铺上冷不冷?阿叔说冷。那你把被子抱出来,我帮你回去换一条来”。因为范教授关押的一年半时间里,造反派不准家里任何人探视,包括他的妻子和女儿。

    老范说,他是22岁结婚的,那年培松只有9岁。兄弟俩年龄相差13岁,自小感情很深。阿哥阿嫂年纪上身以后,培松年年都寄钱家里来贴补家用。村人都很羡慕他们。说起老兄弟俩的感情,这位八十一岁的阿哥孩童般地笑起来。他说:“也许你不相信,三、四年前冬天,我去苏州,还和培松睡一床的。”我清楚范教授家的房子不大,98平方米的套间,除了一间通阳台的客厅外,只有一大一小两个房间,小房间是范教授的书房和卧室。那老兄弟睡一床,肯定是大房间了。那这么大年纪的兄弟俩睡在一床都聊了些什么呀?老范说,都是家常话,不过弟弟说的有几句话,印象深。他说:“弟弟告诉我,在大学里,有位平时威严的老师,大家崇拜和威惧他,一次考试后,在课堂上突然问:哪位同学叫范培松,请站起来,弟弟吓了一跳。结果老师说,范培松这次考试成绩是全班第一名。”说到这里,老人非常自豪。老人说,我们老兄弟在一起的时候,总有聊不完的话。

    关于这位从宜兴水乡走出去的范培松教授的故事,还有好多。比如,他曾访问和游历过世界多个国家,与国内诸多杰出文人有着很深的友谊,他与当代许多著名学者和作家如陆文夫,高晓声,汪曾褀,贾平凹和阎连科等都私交甚密。

    范培松是一棵“松”。当年关押范教授的造反派曾这样指责这棵“松”:“你叫范培松,美国有个尼克松,两棵松是两个反革命,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那是真正的胡扯!著名编辑、江苏教育出版社副总编徐宗文先生,阅读编辑过范教授一生大部分文稿,谙熟教授的人品、才气和成就,他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散文史家的诗意人生》,里面引用了郑板桥《竹石》诗来赞美范培松:“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虽是写竹,却更在写松。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傲立于中国文坛的——范——培——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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